钱报读书会|到田野,拨开文献遮蔽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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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马黎 通讯员 郭楠 

摄影 吴思娴

一场关于“在田野看见宋朝”的读书会,被cue到最多的田野,居然是杭州嘉里中心隔壁的“红楼”。

“我们生活在杭州,真的不知道这座城的样子。大家应该不会知道红楼,曾经是岳飞的宅子。”

“田野不仅仅是考古现场,城市里也有田野,我们后面的红楼,就是岳飞的旧宅,后来的中学、民国的法院,今天变成展览馆,这就是杭州城市的发展,就是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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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报读书会结束后两个小时,再次经过南宋的“田野”——红楼

9月17日下午,杭州市庆春路购书中心一楼中厅,包伟民和魏峰在钱报读书会的后半段,说起了“红楼”的前世今生——声音飘向书店外,穿过天桥,下了自动扶梯,传到“红楼”的耳朵里,隔了一条庆春路,它点了点头。

红楼,今天的杭州城市建筑陈列馆,南宋时这一带曾为岳飞的宅子,后来改建为国子监、太学。其西侧的尽头,就是西湖钱塘门一带。关于红楼的历史变迁,姚永辉写在了《寻找城市记忆中的南宋太学》一文中,收录在浙江古籍出版社新出的《在田野看见宋朝》中。

在筹备这场“前所未有”的钱报读书会之前——前所未有不是我说的,出自嘉宾兼主持郑嘉励的开场白:“这个读书会肯定是杭州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读书会了,从来没有七八个作者一字排开,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们没有想到,这场读书会的主题,书中提到的南宋历史的现场、田野,并非在800多年前,它就在此刻,就在此地,近在书店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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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报读书会现场,也是田野

这样的故事,在这本书中,还有很多。14位作者,有考古学家,也有历史学家,历史学者和考古工作的视野不同,观察和被观察,交汇和碰撞,历史学者如何在田野里获得信息?考古学家发掘出了第一手资料,是否就能看到更多?目即所见,是否就是历史的真实?掉进历史文献的陷阱,怎么办?

(一)14位素心人

这14位宋代研究者为什么会聚集在一本书里,不是随便凑的。

2010年,包伟民提议,在杭州的师友以学术沙龙的方式一起交流,不定期聚会,他们中间,从事宋史研究的学者比较多,所以起了这个名字,其实大家的专业,包括唐宋明清。比如郑嘉励属于早期成员,2011年加入,那年,武义发现了徐谓礼文书。宋史沙龙从2010年开始,每年都在举行。用他的话(文艺腔)来讲,“滚滚红尘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2021年,宋史沙龙走过十周年,包伟民提议做一些纪念品。“对读书人来讲,学术小沙龙最好的纪念品,肯定是每个人写一篇小文章,集一个集子,而这14位作者,是宋史沙龙的素心人,没有任何功利心,抱团取暖,基本功能,是能够让更多人看到,岂不是更好?”于是,有了这本集子。每个人谈自己的领域,在文物考察的现场能够看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有文物载体,文物古迹,看到一砖一瓦一墓,对一般的读者理解历史来说,有抓手,比纯粹来自文献更可感,书名出来了:在田野看见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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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史沙龙和这本书的“领队“,包伟民认为,“看见”宋朝的落脚点,就来自我们的生活。

“读书要交流,一个人蒙头读书是会读出毛病的。如何在田野中体悟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宋王朝,怎么从生活的土地来认识昨天的历史,像唐代也可以组织一期。以时代组,以地区也可以组,但我们的落脚点,是怎么从这块土地理解我们的民族,怎么读懂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比如西湖不同的时期,从古到今的演变,从各个侧面读懂,这是我个人的出发点。杭州城里每条街道背后都有故事,文化背景如何读懂?允许我讲一句比较文艺青年的话——我调侃郑嘉励是我们这里的文艺青年:我们爱这块土地,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读懂它。读懂这个时代,读懂这块土地。”

(二)历史文献的陷阱

但现实问题是,在我们如今生活的“地面”上,既看不到皇城,也看不到皇陵。作为一个正统王朝,对标“紫禁城”和“秦始皇帝陵”的最重要的两大指标性文物,看不到。留在浙江大地上原汁原味的宋代建筑,也几乎没有,只不过是传说,最多是一些历史的遗痕。怎么感知?

每个人的方法都不同。吴铮强是“玩”。书中收录了两篇他“玩”出来的文章《宋高宗的神仙朋友:杭州三茅宁寿观与通玄观》《寻宋之抗金三名将》。“田野对做历史的人来说是考察,也是一个旅游的过程,玩了三四年之后一个字也没写,我陶醉在玩的过程中,我想不断玩下去。这是一个边玩边写的过程,是一个朋友之间凑在一起瞎聊到了一定时间仪式的纪念,对我来说很放松。”

但在玩的时候,会出现陷阱。

“官方记载特别明确的历史记载,可能完全不是历史事实。写作的过程,会给读者设下很多圈套,可以设计很多东西,我们光读历史文本,很容易落入文本的圈套,如何打破圈套?进入田野,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回头看到文本里的很多破绽,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就会加深。”

傅俊讲了一个圈套的故事。

这本书的封面,不是考古现场,而是一片田野的航拍,来自傅俊《访堰·问渠:通济堰与碧湖平原》中的主角碧湖平原。据工程技术类的文献记载,通济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拱形大坝,但是傅俊到了现场后,发现很难产生“伟大工程”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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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俊写到的碧湖平原2021年航拍图

吴铮强说,书里有两篇我很佩服,我写不出来,比如傅俊的这篇。“傅老师的照片,大量是田野,田是宋代留下来的,要如何想象还原?”

“这个沙龙群体里,我认为自己是宋史学得最糟糕的一位,我博士学的是宋史,但过去十年,都在做晚清到民国的一批档案,每天都在做吃瓜群众,看他们怎么掐架,看各种打官司的故事,看别人怎么讲自己家里的苦和难。但或许是宋史学得久了,看近代的东西,我就会回想宋代的家庭婚姻纠纷,是什么样的。因为做近代的习惯,会往回看。”

李晖达和吴铮强都提到,不要掉到文献的陷阱里去,傅俊掉进去的机会非常多。所以看文物时,她每次都会问号脸——这是不是宋代的,你给我看到的不是全部吧?你想给我看什么?我该怎么看?

“现在很流行说‘在田野’。每个学科都有田野。我是农村长大的,我关心的问题都跟农村有关。来读书会前,我一直在备课,明年乡村史的课,中国的乡村,给大学生怎么上?虽然有很多陷阱,但我还是会去乡下,我才能更好的理解文献。去那里的目的是什么?感知空间是一个方向,虽然现在已经有各种图,看地形好像不用跑到当地。我为什么要去?我去找人,找历史在人身上留下的东西。”

吴铮强是玩,傅俊的方法是聊天。

她去当地一家网红民宿和他们聊天。“我要了解堰对不同的人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有这道水坝,人们其实上不去。”她发现了“渠外乾坤”,这是文章中的一个小节名,“就是跟人聊天聊出来的。”

书中有一张南宋初年通济堰灌区的示意图,似乎已将周围的土地都串联成了一个整体,大小水渠穿梭其间的碧湖平原,像一片树叶,所有的养分都来自同一条主叶脉。

现实中的土地是这样的吗?傅俊不断反问。

她跑了4个村,找几户人家聊。其中有一户,离堰很近。她问:你的田是用哪里的水浇的?对方说:就用山上流下的水啊。土地在这一片上,可是水来自两边的山上。再去另一户,就住在大溪的边上,离溪水也很近。她问,你的田是用溪水浇的吗,离得这么近。一开始,对方说,不是。但他以为傅俊是来搞调查的,又马上改口:是的是的。

她在文章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真实的自然天地间,看上去在一起的土地,却未必受同一条水系滋养。《堰规》中反复出现的“承利户”告诉我们,这并不包含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经营者。新拓展的聚落,可能需要想方设法延长或接续渠系分支,也可能需要另找水源;同居一村的“承利户”与非“承利户”,却并不共享用水之权;甚至同一户人家所耕种的土地,也未必都能承通济堰之利。在范成大的叙述里,靠近堰渠的田地,田主多数居于“附郭”,那些表面直接“承利”的田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受益者。

警惕历史文献的表达。“我们要凸显一个东西的重要性,它会不断告诉,它改变了这块土地。但是,它究竟什么时候改变了这块土地,又在多大程度山改变了,真的是这样的吗?还是我们把它表达成这样的?”

这是傅俊的理性和感性。“我们走在路上是往前看的,学历史的人是往后看,我们看到的是前人走过的身影,我们眼中没有人,怎么行?‘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不是空话。我们眼中有人,抬头看天,看到很多云,就能想象世间很多美好的东西。”

“历史学家很可怕,他们看东西很复杂。”郑嘉励笑。

包伟民说,除了看地势,我们看的还有历史记忆,留在当地人的生活日常中的记忆。他想起了一段自己的田野经历。

“80年代,我在读硕士生时,跟一个考察队看唐宋运河,河堤很多现在还在。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西边的水下来,往东流。我们的河道是东西走向的,水顺着地势向下流。但是运河反其道而行之,是南北走向的,把所有东西走向的水道都拦住了。我在上课时经常唠叨一个话题,我们对大运河的想象太浪漫了,好像有了这一道河,南北交通、运输、生活很方便,一本万利,不是这样的,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这条河西边的土地盐碱化。我看到了地势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文人浪漫却有很多浪漫的想象,实际是做不到的。这大约也是走到田野里,对历史学者的一种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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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报读书会现场。左起:魏峰、包伟民、傅俊

(三)考古学家在田野呆得久就够了吗

那么,考古学家在自己的田野里呆上十年、二十年,是否就看得清楚?

14个作者中,李晖达说自己交稿最晚,书中收录了《五音姓利、攒宫与南宋帝陵》。他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六陵遗址的发掘领队,从2012年11月进入宋六陵开始考古工作,马上要十年了。田野考古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十年便是答案。

考古学家跟大家一样,也是听着一连串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历史信息,进入满山遍野的茶园的。“我到底究竟能看到什么?很多真实的东西,已经在明清真真假假的故事里掩盖掉了,真实的讲述也被掩盖了。进入这片土地,我们既要学当时的文献,又要规避文献里的陷阱,避免自己为了印证一个话题大量做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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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六陵鸟瞰

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有大量的文献打底。从外人的角度看,考古学家只要根据文献按图索骥去“找墓”就行了,但在2019年正式发掘前,考古专家却经历了长达十二年的调查和勘探,以及纠结,为何发掘等待如此之久,为何纠结?

李晖达经常在四面山上乱跑。“我们不是为了给赵家皇帝看风水,理解这套风水观念才能理解他们为何要安葬在这里,南北方风水制度差别这么大,如何在这里扎根150年?我跟吴铮强老师的研究刚好反的,如何在田野中,顶着天,踩着地,去读一本书,把这本书读明白,这样才能理解当时人为什么要这样选择。我站在山顶,从南到北望过去,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块东南高、西北低的山水环境?他们的选择仅仅是在自圆其说吗?我们现在有很多高科技,有三维地图,实际上,当你踩在这块土地上,站在山顶上,跟你把它拍扁了只看一张百度地图,感受和认识是不一样的。古人没有GPS,他们的测量系统是哪来的?他们如何通过人眼来实现现在的天眼,我们只有在真实的田野里,通过我们的考古工作,才能复原它,感受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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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六陵 “一号陵”遗址发掘场景航拍图

南宋灭亡后,元至元十四年(1277),蕃僧杨琏真迦公然毁陵,诸帝、后陵地面建筑尽遭破坏,基址无存。但是这十年,李晖达带着考古队在一号陵和二号陵发现了规制完整的上宫和下宫。文物古建重建,需要有考古依据。书里有一张示意图,普通人或许一翻而过,但这是十年里,考古人在一号陵发掘基址的基础上对一号陵做的科学复原,也是此后完型复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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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六陵“一号陵”遗址总平面复原示意图

“我想,宋六陵以后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皇城的基址保存200%比宋六陵要好,也可以做到这样的复原。宫城、皇陵,南宋临安城的两个支点,才可以立得起来。它们所在的城市:杭州和绍兴,是宋代最重要的两个城市,连接这两个城市的,就是浙东运河,我们应该这样布局。这是田野考古学家可以为我们的历史做的贡献。”郑嘉励说。

(四)族谱里的田野,历史影响人的情感

何兆泉从博士论文开始,一直在关注宋代的皇族。“以前,人们说,皇族本身被限制,皇权处在无为的阶段,但其实进一步深究,很复杂,不能用一个观点大而化之。”书中收录了他对赵伯澐的研究《南渡皇族:赵伯澐一家和他们的故乡》——这发生在赵伯澐墓被发现后。2016年5月,浙江台州黄岩前礁村意外发现一座宋代的夫妇合葬墓,墓主人是南宋皇族赵伯澐和他的妻子李氏。李氏墓早已被盗,而幸存完好的赵伯澐墓,出土了全套宋服以及南唐李昪称帝时代的投龙玉璧等珍贵文物,引起全国关注。

但是,赵伯澐是谁?考古现场未见赵伯澐的墓志。此前,他的生平履历只能通过地方志和族谱资料,断断续续地拼凑出一点印象。“如果没有这个墓的发现,没有人会去关注无声的赵伯澐。正因为有了这个墓的发现,我们才会去黄岩的地方志里找。”

原来,赵伯澐在庆元二年(1196)主持修造了一座桥,原来叫孝友桥,位于县城西面的官河之上,因此又叫“西桥”。这座桥造型非常独特,由五个桥洞连环相拱,桥面也是起伏五折,民间又称叫“五洞桥”。赵伯澐在八百多年前修建的这座桥,如今仍然还在黄岩的官河古道上,连接着县城内外的西街和桥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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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洞桥夜景

去年,何兆泉和魏峰一起去黄岩,他半夜一点去拍桥的夜景。第二天,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他才知道,五洞桥在赵伯澐墓发现以前,桥头其实被侵占着,住着人家。何兆泉还发现,族谱里记载的信息,比宋史的信息记载详细多了,信息资料非常完备。更重要的是,赵氏宗谱是1993年编的,其中记载的生辰八字和出土的墓志是一致的。后世编纂本家宗谱时依然延续南宋以来的家族记忆,依然称“西桥赵氏”。“90年代编的族谱怎么追述800年以前的?说明传承有序。历史学不是玄学,每个人都可以来关心,关心家族和土地,关心城市的过去和未来。历史学人人都可以参与。”

我们通常接受的历史叙述是扁平化的,历史的复杂性,不可能一眼看见。但有时候,它跟每个人的趣味和情感有关,这是看见的另一种方式。

郑嘉励讲起自己在渤海的一次调查。渤海,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渤海,而是丽水景宁县的小村庄。2007年,滩坑水库淹没,有一座明墓刚好位于水库的淹没线之下,郑嘉励要对墓葬进行清理和迁建。墓主人叫陈坦庵,是明代一个土豪,而渤海村如今依然是陈氏族居之地,都是陈坦庵的后人。村民陈老师告诉郑嘉励,建造豪墓的是陈坦庵的儿子陈璗,当地传说,他是明代开银矿的“浙南银王”,村里有很多粉碎矿石的银磨盘,墓地对面的山上,还留下了很多开银矿留下的银坑洞。郑嘉励把银坑洞一个一个走下来,进行全面的调查。丽水山区最近一千年来,最大的历史事件不是烧瓷器,而是开银矿。明代银矿开采,由政府控制,设立银官局,负责银矿开采、催征银课,派钦差太监前来监督征税。而在第一线劳作的矿工,来自社会底层。郑嘉励调查银矿史迹时,发现当地人对璗公的开矿故事津津乐道,怎么建祠堂,故事都留下了下来,却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家乡曾经遭受的苦难。景宁的县志里还讲到,陈璗发财后,渤海到景宁县城要经过一条路,要经过一个大财主家。财主说,你不是很有钱吗,不要从我家门口过,他咽不下这口气,真的在小溪对岸,自己开辟了一条从渤海到县城的几十公里的一条路,这条路今天还在。

家乡淹没后,作为库区移民,陈老师移居宁波某地。文章的最后,郑嘉励讲到,2010年前后,陈老师与他联系,问他手头是否有陈坦庵墓淹没之前的照片。“我与陈老师的孩子见面了,他告诉我,爸爸的视力越来越不乐观,爷爷离开山村到宁波不久就病逝了,遗愿是把骨灰埋到老家去。陈老师遵嘱将父亲的骨灰带回家乡,埋在老家的后山。山坡下的一面湖水,淹没了家乡的一切证据,在他的记忆中,祖先的光荣事迹将被进一步放大。在宏大叙事的历史中,这样的村庄注定将被遗忘。但对水库移民而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关于家乡的历史与现状,关于家族的悲欢与记忆,却是人生的全部。

这趟经历,郑嘉励后来写在了《渤海纪事》里,那次之后,他觉得自己对历史突然开窍了。“原先我觉得历史跟我无关,好像是一个科学家客观地去看待它。那次以后,我知道,历史尽管发生在过去,但不是抽象的,所有的子孙都能讲出所有故事。而这样的历史,在今天依然活着,依然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影响我们的情感。”

“我做的重要工作是给大家递盒饭,选择今天吃哪家。”魏峰笑。他又指了指马路对面的“红楼”:田野不仅仅是考古现场,今天的读书会现场,也是田野。

“我读书时,包老师很喜欢带我们去杭州各处走。比如中山路,当时重要的卖点是民国时期的金融机构。但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被人为切成块状,我们可以展示宋代的城市文化,但必须要尊重一个城市文化演变的过程。我是新杭州人,杭州很重要的作为古都的两个支柱,是皇宫和宋六陵,那么除此之外,它的支架是什么?是城市的格局。”

“就像我们这条庆春路。”魏峰顿了顿,书店就在庆春路上,“平行的是凤起路,再平行的,是西湖大道,东西走向,其实就是宋代城门之间的走向。这三个走向,南宋到现在没有变。水系的走向,也是宋代以来保留的。临安城保护规划中,除了保护皇城,城市的格局是保护的重要一环。我们今天所在的城市,就是宋代的田野,是我们思考城市来龙去脉的现场。杭州如今大部分街道的名称,还是宋代的名称,这是杭州人记忆历史的过程。杭州有足够多的文化遗迹,去回溯历史。就像周扬波在苏州坐47路公交车,就可以走到历史的都城中。杭州这样一个新旧叠加的重叠型城市,我们保留地如此完整,就足够幸运,也完全可以做到。你只要从余杭门坐到太庙附近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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