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大咖荐书|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扶贫故事。医学的温度。黄河

全文艺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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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青。

第9年的春风悦读榜正在吹来。

几天前,又一年令人瞩目的春风悦读榜评选已经启动,在2020年度好书中,一张新的春风悦读榜,将由国内文化大咖、各大权威出版社负责人和广大读者共同打造。

与往年的春风榜“好书60”不同的是,今年的春风悦读榜上,将有66本好书入选。

春风亦识字,繁花来翻书。今天,我们推出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的春风大咖荐书。

先来一个节目——

【脑洞问题:如果世上没有了书,那会怎么样?”】

顾青的回答:

为什么脑洞不是荒岛模式,末日随身三本书的选择呢?

以下是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的春风荐书——

《习近平扶贫故事》

人民日报海外版 编著 商务印书馆 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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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习近平扶贫故事》是一部讲述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思想和扶贫实践的大众读物,是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入选2020“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图书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思想的发展为线索,遴选了一系列既脍炙人口又发人深思的故事。展书细品,掩卷深思,我们仿佛穿越时间的长廊,回到习近平总书记曾奋斗过的地方,面对他曾面对过的困难,思考他曾思考过的问题。从这些故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如今,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在推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的征程中,让我们继续从《习近平扶贫故事》汲取力量,奋勇前进。

《医学的温度》

韩启德 著 商务印书馆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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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医学的温度》结集了著名学者、病理生理与药理学家韩启德院士近些年来对医学本质、医学伦理、医学社会学等的思考,表达了对精准医学、循证医学、叙事医学等的意见,阐述了对中医、死亡等话题的看法等相关内容。书中的诸多论述,既富理性的力量,又有人文的情怀。对于医界人士,阅读本书是反思自己职业和专业的一个机会;对于相关管理者,本书有助于他们思考医疗政策方面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而对于一般公众,本书也许会改变我们对与健康有关的很多问题的看法,对重新认识现代医学乃至重新认识自我都极具启发意义。本书荣登“中国好书”月榜(2020年11月),入选《中华读书报》2020年度十大好书。

《黄河与人类文明》

葛剑雄 著 中华书局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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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黄河与人类文明》为葛剑雄教授数十年研究黄河的心得所汇,包含全流域地理面貌、河道变迁、泥沙流失的科学分析,阐述黄河如何孕育中华文明、古人对黄河的考察与治理、黄河儿女如何走向全国等,并将历史与现实结合,探讨当下黄河的治理与发展,解释了读者耳熟能详但并不熟悉的问题,比如:黄河为什么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为什么是黄的,它有变清的那一天吗……全书既有翔实数据,又有理论高度,并配有多幅体现黄河真实面貌的精彩图片。让我们通过这本书,一起读懂黄河的历史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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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先读】

《医学的温度》书摘

医学的温度 (代序)

我10岁时得了猩红热,两周后继发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和心包积液,住进一家小的私立医院,昏迷三天后被救了过来。除最严重时用过几天青霉素外,没有其他什么治疗,护理却十分周到,绝对卧床,连饭都由护士喂到嘴里。护士们都很喜欢我,一有空就轮着来给我讲故事。6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张病床,那间病房,窗外的那几棵大松树。在那里,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父母和家庭以外的温情。护士们长什么样我很快忘记了,但她们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片柔软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特别的美,一种爱的美丽。哦,医学是有温度的!

后来我学了医,1962年我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六年制。可惜,学完三年基础课,还没来得及进医院,就去参加了一年的“四清”运动,回来后又遇到“文革”,失去了所有学习临床医学的时间,仅在1968 年初获得过短短两周的所谓“复课闹革命”的机会。记得中山医院大内科副主任仅用四节课给我们讲完内科学总论,接着就让我们分组去门诊实习了,目的是学习物理检查。就在那里,我接诊了从医生涯的第一位病人。那是一位16 岁的农村女孩,主诉长期阵发性腹痛。我按课本里的要求,望触叩听,从头到脚做了全套物理检查,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由于没有学过任何别的临床课程,当然对诊断一头雾水。我把病人领到老师跟前,老师问了几句,摸了一下肚子,马上做出了肠道蛔虫症的诊断,给病人开出了只有驱蛔灵一种药的处方。带女孩来看病的老伯伯临别时对我千恩万谢,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医生能为病人检查得那么仔细、那么认真。他对我说,这回孩子的病肯定能治好了。50 年过去了,当时那位老伯伯的笑脸和他真挚的谢意仍然留在我的心里,使我懂得了医生的态度也是可以治病的。

1968 年底,我被分配到陕西农村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当时病人问得最多的是两个问题:“大夫,我的病你治过吗?”“大夫,我的病你能治好吗?”那时,我的回答常常是:“我没有治过,你吃我的药试试看。”结果,不少奔着“上海医生”来的病人不再找我看病。而同事中有一位老医生——他仅在旧国民党部队当过几天卫生员,常常告诉病人心脏有五级杂音,注射葡萄糖加维C 就能治好——他的周围却总是围满了病人。慢慢地,我懂得了,病人需要的不仅是医术,还需要安慰和对医生的信任。我不能骗人,但必须学会沟通。我渐渐学会了如何跟病人说话。与此同时,我拼命地工作和学习,只要是有助于解除病人痛苦的事情,就竭尽全力去做。

当时的卫生院只有一间药房、一间注射室和一间面积稍大的门诊室,遇到中毒性痢疾、肺炎、消化不良导致严重脱水等患儿,我就让出自己的床,几天几夜连续观察治疗;没有抽吸泵,我就口对口把堵塞患儿呼吸道的浓痰吸出来;急性心力衰竭病人需要快速洋地黄化,我连续几天骑车去病人家里看着病人按时按量服药,用几毛钱挽回生命;农民牙病多,“牙疼不是病,来时要人命”,等到他们来看医生时往往到了只能拔牙的阶段,我买来一把牙挺和两把牙钳,自学了麻醉技术,给人拔牙;农村卫生条件差,脓疱疮病人多,且常常久治不愈,我从民间觅来单方,加上自制外用药,基本能药到病除;碰到脱臼病人,我对着《葛氏小外科学》给病人复位,一分钱不花,立竿见影;妇女产后乳汁不下,我看农妇多数身体壮实,主要为肝气郁结所致,就用中药逍遥散和针灸,加上心理疏导,效果很好,求助者络绎不绝;后来我到当地一家区级医院学了两个月外科,建起了手术室,开展了一些腹部和五官科的小手术。

总之,是病人的痛苦驱使我去努力做事,是病人促使我不断学习。说句实在话,也是在病人身上的实践,让我的临床能力不断提高,是病人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基层全科医生。我学会了沟通,增长了本领,越来越得到农民朋友的信任。病治好了,他们感激我;病没治好,他们说“韩先生都看过了,也就这样了”;我收治的病人死了,他们反过来安慰我:“大夫看得了病,救不了命。”有时早上起床,会在宿舍窗台上看到手绢里包着几个鸡蛋或者几个白面馒头,那是老乡们送我的,但没有留名,他们仅仅想表达对我的感谢。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感到无比幸福,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加纯洁、更加珍贵的情感吗?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为别人做好事,能得到情感上的回报,我很满足。久而久之,我心里就形成了一个理念:为他人做好事,获得人们的好口碑,就是幸福。回忆这些,常令我感叹:医学是有温度的!

改革开放,有了读研究生的机会,我选择了基础医学,从此进入了唯物论医学的天地。开始时,我主要从事病理生理学研究,还比较重视整体;1985 年去美国进修后,我改为分子药理学研究,更加沉浸于还原论和机械唯物论。不过,潜心其中,我不断体会到科学的求真求实和精微缜密,领略到科学的批判精神和神奇力量,享受到研究微观生命世界的美妙和魅力。科学是人类探索未知本能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果实,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已经成为直接造福人类的重要途径。基于我参与的α-1 肾上腺素受体亚型研究成果,新药坦索罗辛(哈乐)得以问世,给很多前列腺肥大病人的治疗带来了更好的效果。在神经肽Y 和β3 肾上腺素受体刚刚发现的时候,我就做过它们的基础研究,后来居然都与肥胖挂上了钩,未来有可能用于糖尿病和肥胖的治疗。20多年的实验室研究,使我对医学的科学属性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也体会到,基础医学不同于其他纯科学研究,甚至有异于一般的生命科学研究,它虽然不像临床工作那样面对活生生的人,但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它同样是有温度的。

2002年底,我当选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后来相继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担任领导人15年。在此期间,我有幸在更高层面、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和体验医学。当“非典”和新型流感来袭时,我不仅看到病魔的凶险,看到它们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威胁,也看到医务界白衣战士的英雄本色,看到我们国家在党中央领导下重建传染病防控体系,并使其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到过很多老少边穷地区,看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令人心碎的情景,看到我国医疗事业发展极不充分、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状况。我有机会亲自参与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到很多地方调查研究,发现难点痛点,寻找关键环节,为改革出谋划策。这些年的经历,使我对医学的社会属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人类医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有了一些思考。

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技术与医学的结合,使医学插上了翅膀,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众多曾经肆虐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不少严重的疾病得到了明确诊断和有效治疗。但是与此同时,“技术至上”的观念不断蔓延,医学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开始错乱。医学的重点放在了救治生命最后阶段的病人上面,而不是为多数人的健康和减少病痛服务。医学的边界也开始模糊,被赋予了过度的使命,并常常把危险因素当作疾病治疗。人们过度相信技术,常常忘记了病人心理上的苦楚以及对医者关怀的期盼。

慢性病确实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但当今人们对慢性病的根本性质和成因缺乏正确的认识。人类的进化是以数十万年计的,从古猿进化到智人经历了200 多万年,脊柱仍然没有完全适应直立行走;十几万年前智人的脑容量已经达到1400ml,7 万年前智人经历了认知革命,而到今天,人类的脑容量并没有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智人从狩猎采集文明到农业文明花了6 万年,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花了1 万年,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只用了几百年。生活方式在短时期内发生了如此巨大而迅速的变化,人类的遗传变异和进化远远跟不上,慢性病由此而生。对此,人类除了坦然接受之外,重要的是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应把主要责任加诸医药。

人类自有文明就有医术。从《黄帝内经》(东方)和希波克拉底开创医学(西方)以来,医学一直都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它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今天,医学大大发展了,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对宇宙的认识一样,还只是冰山一角。人类切不可妄自尊大,以为技术能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医者能做的仍然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生命是有限的,每个人从出生、成长、衰老到死亡的过程不可逆转,医学的任务只是保护这个正常的过程。我们不能把衰老当作疾病,不能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医学的目标,不能给生命无望的病人增加无谓的痛苦,不能不考虑医学的社会效应与公平公正。总之,我们时时不可忘记,医学是有温度的。

一个人生命的铸成,需要无数生命的支援、补充、滋润和蕴化。一个医者的合格与成熟,需要知识与实践的支撑,也需要与周围的人不断地沟通互动,建立起共同面对疾病的医道。我感谢生命中的许多“偶遇”,这些“偶遇”让我悟到医道中的一些基本情理。60多年前照看我的护士,50年前感谢我的那位农民老伯伯,40多年前我在农村遇到的那些病人,大概许多都已经离开人间了,但是他们留给我的记忆,已经变成了我对医学温度的体验和理解。

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

传染病的历史告诉我们 

人类与传染病的交锋有相当漫长的历史。瘟疫、战争和饥荒,素有“人类历史悲剧三剑客”之称。它们并驾齐驱、肆虐横行,不仅引起人类的痛苦,而且导致社会的衰退,甚至造成国家的消亡。

一、人类传染病的历史

传染病的历史可追溯至相当古老的时期。在公元前 1400年的古埃及壁画中,就可以看到有人拄着拐杖,腿格外纤细,很像脊髓灰质炎患者。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尽管距今已有 3100 多年,但他脸部的麻子仍清晰可见,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在那个时期就有天花。

历史上,传染病带给人类的创伤或者死亡,要远远超过战争所造成的死伤。最早对此的明确记载是在公元前 5 世纪,当时在古希腊雅典暴发了瘟疫。因年代太过久远,到底是何种疫病尚不能确定,但是从既有的描述,特别是从一些艺术品中可推测,该疫病极有可能是天花。它夺去了雅典近一半公民的生命,当时的执政官也在此场瘟疫中去世,雅典由此走向衰落。

公元 165 年,正值古罗马的鼎盛时期,又一场瘟疫暴发—现在推测,很可能是鼠疫。其后 100 年间流行的 5 次瘟疫使古罗马四分之一人口死亡,整个帝国也从此衰颓。到了公元 6 世纪,在东罗马,鼠疫卷土重来,人口又整整减少了四分之一。

12、13 世纪,麻风在欧洲兴起,症状表现为皮肤溃烂、指端脱落,严重时还会出现内脏损坏。最知名的疫病是 14 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大型鼠疫,因此病先会引起患者淋巴结溃烂,所以当时被称为“淋巴腺鼠疫”,之后患者的肺部会发生病变,到后期全部皮肤会由于缺氧而变黑,因此也得名“黑死病”。当时整个欧洲盛行鼠疫,死者多达 2000 万,是欧洲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除了少数贵族可以到乡村躲避疫情之外,在城市的疫区里,平民的房屋门窗都被钉上了十字,整个街道空无一人,仅可见累累白骨。总之,那场鼠疫,令整个欧洲都闻之色变。

15 世纪,正值法西战争之际,梅毒肆虐欧洲。法国军队因梅毒蔓延而溃散,终不战自败。法军混杂的多国士兵在战后回到各自的祖国,所携梅毒病菌便随之广泛扩散。15 世纪末,继传染病的历史告诉我们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疾病充当了殖民军团的开路先锋。以西班牙对南美洲的占领为例,尽管南美洲当时有相当进步的玛雅文明,然而,由于当地原住民的祖先是从亚洲渡过白令海峡定居于美洲的,原住民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当时欧洲的传染病,因此缺乏相应的免疫能力。在部分携带病原体的西班牙士兵抵达南美洲后,传染病便在这片瘟疫处女地上大肆蔓延,最早是流感,后来是斑疹伤寒、天花和鼠疫,这使 90% 以上的原住民染病死亡,南美洲随之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可以说,西班牙人战胜南美原住民,除依托先进武器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染病的扩散。

到了 17、18 世纪,一场盛行的天花夺去了约 1.5 亿个生命。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又可被称为“霍乱时期”,因为在欧、亚、美洲各地,霍乱彼伏此起。这种可怕的疾病不同于我们现在的肠胃炎,霍乱引起的上吐下泻同时发生,病人很快就脱水休克,病死率高达 50%—70%。当时霍乱的盛行与城市民众的密集居住以及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严重缺乏密切相关,后来人们发现,霍乱主要以水为传播媒介,居民饮水后即患病。

自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大型鼠疫横行,再次席卷1000 多万个生命。1918 年,“一战”刚结束不久,大规模流感随即暴发。流感最早出现于美国南部的军营中,随着军队的迁移,传布至欧洲,在途经西班牙时暴发,且造成大量死亡,后又被带回美国的波士顿,并最终扩散至美国全境。此后,流感在欧、亚、美三洲辗转,导致约 2500 万人死亡。在那之后,流感还有几次大暴发,1957 年和 1968 年曾在中国发生两次大范围暴发,1998 年又出现了一次世界范围的暴发。

此外,其他传染病也逐一登上人类疾病史的舞台。如 19 世纪暴发的结核病,它在整个欧洲扩散后转而侵袭亚洲,且在当时为不治之症,发病人数众多,病死率高达 97%。由于患结核病的病人大都面色苍白,故此病得名“白色瘟疫”。疟疾,是很古老的一种疫病,在中国的甲骨文里就有记载 ;Malaria(疟疾)一词,源自意大利文,原初为“鬼气”之意。人类早期并不清楚疟疾的致病机理,只能通过在海上设防或燃火熏烤来对其进行抵御,直到 20 世纪初,人们终于发现疟疾是通过被疟原虫感染的蚊子传播的,是一种寄生虫引起的疾病。伤寒,20 世纪 30年代以前在世界各国流行,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仍相当普遍,是较为典型的传染病。细菌性痢疾在 1812年俄法战争的最后阶段导致法军溃败—当时军队里盛行两种疫病,致使士兵丧失作战能力,其中一种疫病就是现今人们不以为然的痢疾。炭疽, 在抗生素发现前曾是具有高致死率的疾病,“9·11 事件”以后,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在美国被用作发动恐怖袭击的生物武器, 一时引起巨大恐慌。传染性肝炎,东方国家比较常见,中国乙型肝炎的感染人群比例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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