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的解读:余华长篇新作《文城》

全文艺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陈骥 整理

继《第七天》之后,时隔8年,嘉兴海盐籍著名作家余华携最新长篇小说《文城》重磅归来。《文城》由新经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2月22日上午10时开启全网预售,3月3日正式上市。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的几位批评家,提前阅读了该社的试读本,并对这部长篇新作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对话。

苦难的慰解,抑或宿命的悲剧

洪治纲(教授):《文城》无疑是一部特别催情的小说。它把人间的“情义”二字,深深地植入到人物的精神血脉之中,使他们在世俗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悄无声息地彰显着这种珍贵的品质。林祥福怀抱婴儿千里寻妻,历经无数的磨难,也从来不曾在内心里痛诟妻子;陈永良收留林祥福父女后,宛如一家人在溪镇打拼生活,最后结成兄弟般的情谊;田大不仅帮林祥福打理家业,还两次千里南下,欲接东家归家;顾益民身为溪镇乡绅和商会会长,在小镇遭受一次次天灾人祸时,总是竭尽所能安慰大家;饱受命运折磨的小美,虽然无法与林祥福相认,但从未放弃对女儿的牵挂……

余华将故事安放在19世纪和20世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段,频繁动用了天灾和人祸作为对抗性张力,呈现了诸多人物九死一生的命运。虽然主人公林祥福最终死于人祸,但很多人物都活出了自身特有的光芒——人性的光芒,情义的光芒,坚韧和仁慈的光芒。正是这些与生俱在的光芒,深深地触动了读者柔软的内心,让人备受感动。

邵宁宁(教授):一直欢喜余华小说中的温情和温柔。他的早期小说常以暴力为主题,好像要刻意展示世界的非理性和非人性,然而到后来——在我的印象中,或许是从《鲜血梅花》开始吧,渐渐露出了新的主题,那就是温情与和解。余华好像是在经历了一场场恶的宣泄之后,心绪慢慢平定下来,开始更加注目生命中那些有光芒的事物。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温情的色彩越来越重,和解的意味越来越浓,包括《兄弟》《第七天》也没有离开这个基调。《文城》也是如此。开头是一个欺骗、伤害的故事,接着又开始展开他一写再写的寻找、救赎的主题,而作为核心的,一如既往是亲情的缺失和补偿,父爱的无私和伟大,直到对人性宽厚、包容的表现,达到一种超越般的境界。他写的林祥福、田大、陈永良,几乎都是具有超凡品质的人物,犹如雨果笔下的冉阿让,平易,亲切,甚至给人一种邻人般的熟悉感。就此而言,我觉得他是对中国伦理文化中最美好的一面做了颇具诗意的描写。

王侃(教授):《文城》给我的阅读感受是:长期以来,余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正以某种方式渐以缓解。这个前溯至百年之外的怀旧故事,在余华的故事谱系中是罕见的。之前,我们讨论余华的小说,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时,那些通常必须在社会政治与历史意志的维度上强制进行的阐释意图,在面对《文城》时都似乎可以暂且悬搁。《文城》对之前缠绕在余华身上的种种巨型话语进行了松绑。之前的余华,有定型的标签: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又总被期待为是一个犀利的批判者,以及一个在艺术上“永远先锋”的颠覆者。

十多年前,英语读者对《兄弟》的评论,常将余华与狄更斯相提并论。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切中肯綮,日见精辟。这不仅因为《兄弟》所展示的“艰难时世”以及在其中挣扎和奋斗的平凡人物的命运,与狄更斯的诸多小说有深广的主题上的耦合,更重要的是,余华和狄更斯一样在卑微、琐碎和庸常中发现了诗意。用茨威格评论狄更斯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用文学、用诗意拯救了生活。狄更斯式的诗意,是余华叙事美学的核心;拉伯雷式的狂放,川端康成式的精细,只是余华“逢场作戏”时的修辞。

詹玲(教授):《文城》运用了与《活着》类似的宿命性悲剧模式,击穿读者的心灵。从《活着》开始,余华笔下的善与温情就四处流淌,但每每敌不过苦难与恶的纠缠,生活的悲苦由是显现。《文城》也是这样。故事中的林祥福、陈永良、田大、顾益民等,无一不是温柔敦厚,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然而,良善的因却往往得不到如愿的果。林祥福以宽厚的胸怀接纳了小美,容忍了她的背叛,换来的却是她的再度逃离,南下溪镇苦寻小美踪迹,结局是与其一生错过;田大忠心耿耿,好不容易等到主人要回家的书信,却亡故在接其归家的途中,主仆二人只能重逢地泉;顾益民为保全溪镇,与军阀、土匪斗智斗勇,最终落得个形销骨立,气息奄奄。蜷缩在善之幕布下的恶与苦,看似有终将颓败之势,可仍旧榨干了善的能量,致其衰弱而不张。如果只是一味张扬人性的温情与善良,纵使崇高,给人的感觉未免虚假空洞,唯是善被恶击倒后的痛楚,温情得不到回应的悲凉,才更震撼人心,让人叹惜扼腕。

从《活着》到《文城》,主人公都是按照正常的生活逻辑前行,但宿命早已注定了悲剧的结局。《文城》中,诸多人物各有所求,却终其一生求而不得,困锁在命运的囚笼里,越挣扎越显出不可抗力的强大,就像林祥福的苦苦追寻,却连水月也未曾掬在手间。这样的宿命悲剧,正是《活着》与《文城》的动人之处。小说用人与命运冲突的整体性生命经验,拨动了读者柔软的内心深处,触发了情感的共鸣。

刘杨(副教授):《文城》以肝胆相照的友情和浓墨重彩的主仆情为核心,铺展开不断丰富的情感类型。林祥福失去了父母、爱人固然令人惋惜,但到了溪镇以后,义无反顾的朋友情、忠诚质朴的主仆情、相伴相依的父女情等,更使人动容。田大两次千里寻主,穷得“走烂了四双草鞋”,却将东家的产业照顾得井井有条。而林祥福去赎回顾益民最终殒命的情节,既包含了坚定的朋友之义,“对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了,他分开双脚,稳稳地站在那里”,又蕴含着父女之情“像是在微笑,生命之光熄灭时,他临终之眼看见了女儿”。而小说正是用这种不断加深的情感力量,对抗着小说逐渐沉重的情节,在纯粹、善良与暴力、残酷间建构起巨大的审美张力。

叙述:悲怆的抒情之诗

王侃(教授):我把《文城》的故事内容概括为:在一个大厦将倾、纲纪废弛、民生忧苦的转型年代,一群乡绅和乡民对“仁义礼智信”的恪守与践行。这个故事里,“艰难时世”一如既往,被历史与命运的巨轮生生辗过的人们,以特有的生命韧性,将人性的尊严和精神的光辉,汇成文字、语言和叙述中的感人篇章。余华早年的《鲜血梅花》是一个寻仇未果的故事,《文城》的主干是一个寻亲未果的故事;前者最后陷入一个现代主义式的抽象玄思,而后者则结结实实地落在了诗意的感性之邦。我认为,后者的取向,是余华经过长年的经验累积以及深思熟虑后的审美抉择:他中年以后的写作,一直在表达着他对已然僵化的“先锋”标签的扬弃。写作《文城》的余华,与其说仍然是个批判者和颠覆者,毋宁说是他是个抒情者。《文城》完美地呈现了他作为抒情者的形象,并使他蓄势已久的抒情气质得以充分发扬。《文城》在一段艰难时世中提炼了某种诗意,虽是悲怆之诗,但它确实以特定的方式拯救了悲怆的生活。它让我们真切地理解了狄更斯何以如此言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洪治纲(教授):《文城》显示了余华处理柔情与暴力的多重才能。面对人生的重要抉择时,他会精心选择各种有表现力的事象,一下子凸现人物内心的情义,如林祥福将银票放在女儿的襁褓里,当陈永良问他为什么将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婴儿身上,林随口答道:“如果女儿都不在了,我还要银票干什么。”田大找到林祥福时,立即将最后一双草鞋换上,并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地契和金条,郑重交给东家。但是,在处理暴力场景时,他又极其冷静和细腻,不断延展受害者的感受,像土匪虐待以及割掉绑票的耳朵,土匪与溪镇民团的对抗和杀戮,张一斧施虐顾益民,都不乏暴力和血腥。在面对有违人伦或薄情寡义的情节中,他会动用很多戏谑性的、甚至类似于黑色幽默的叙述语调,在一种略显夸张的情境时,激活叙事的情趣。如顾家三个小少爷撑着竹竿过河去嫖妓;溃败军阀对溪镇的袭扰,尤其是吃喝玩乐的场景;土匪在千亩荡和溪镇一带巧取豪夺的各种行径等,都充满了喜剧性的情趣。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年写先锋小说的余华,也可以看到写《活着》的余华,体现了余华的多重才能。

郭洪雷(教授):如果让一位西方小说家讲述这样一个善恶强烈对峙的故事,其中肯定会涉及很多宗教性元素,宗教可以提供最现成的生活信念的根基。然而,我们的文化并没有发育出一种可资信靠的宗教,为抗御现实生活中的恶与暴力提供依据。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文城》更多是在“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里,在人间情义中勘测生活的信念和依据。也许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小说中城隍阁祭拜苍天仪式感天动地,正是民族宗教文化的经典场面。是的,正是这一场面可以看出余华的有所思。其实,祭拜城隍是小说中最不“自然”的一节,很难想象,有钱有家的本地人小美和阿强会在祭拜中冻僵死去。然而,小说中不“自然”之处,恰恰是作者有所施为的地方。活动场所放在哪里不好,作者偏偏选取了城隍阁这个祭拜人间神祇的地方。更何况,城隍神主多由当地所谓名臣、英雄充当,跪拜在这些人脚下,最终冻饿而死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在人间,有所思,遂有《文城》。

补叙与结构

邵宁宁(教授):《文城》也是一部颇具感伤诗情的小说。它在结构上的最巧妙之处,恰好就在将林祥福的故事与小美的故事完全分开来讲述。就此而言,它又是一个生命错失故事。两个陌生的人偶然地遇到一起,不待相知,却已分离。然而,那一点不了情还是留在了彼此心底。故事没有完满的结局,人生没有完满的结局,一旦失去便是永远,即便如小说的补篇所写的那样,小美就在不远处注视着林祥福的一举一动,即便到最后,他的灵柩就从她的坟墓边经过,然而,错失了就是错失了。但谁又能说留在彼此深心里的那一丝牵挂、那一份寻找、那一点歉疚和遗憾,不是永恒的呢?

就此而言,《文城》也可谓一部抒情小说。现实的一切,苦难、暴力、欺诈、邪恶都只是背景、衬托,真正呈现其中的只是某种心灵状态,是作者的诗意想象和生命激情。

洪治纲(教授):《文城》采用补叙方式,将小美这条线单独进行叙述,而不是人们通常使用的双线并叙,我觉得,一是因为小美的故事太短,没有足够的情节长度进行双线处理。二是双线并叙,一般的处理结果就是林祥福与小美最后应该有交集,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但这又不符合小说的主题基调。

刘杨(副教授):《文城》比较费解的这个“补”,看起来好像不太灵动和自然,但还是有其审美意义。这样将这一部分情节悬置,小说的叙事动力和读者的阅读动力更为充足。一方面,林祥福生活在溪镇的原初动力和继发动力,从为女儿寻母亲这个角度是可以建立起叙事逻辑的,有了这个基础,他才能在更复杂的人物关系中萌发新的人生意义。另一方面,小说借此保留了叙事悬念,得以将对爱情的追寻,与对朋友的义无反顾都并置于主人公。直到林祥福死去,他身上的这种情感的张力都能不仅存在于叙事逻辑中,而且存在于读者的接受认知中。

詹玲(教授):我认为补述部分颇为尴尬。如果故事在没有后半截的《补》就直接结束,或许让人读了觉得有些缺失,但也正因为这些缺失,有了更多让读者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作者在正文之后添加《补》,可能一方面想保留正文的叙事留白感,另一方面又希望由自己之手,保证故事的完整和好看,结果反给人以一种当断未断的阅读感受。如果将此部分去掉,个别情节以插叙方式置入之前的故事中,空出一些余地给读者,文本也许会更有几分韵致。

文城在哪里

郭洪雷(教授):在我看来,《文城》是一部关于信念的小说,我们所读到的温情或者暴力,只有放置在这样的追问之下才能得到更深的领会:究竟何处是“文城”?

“文城”是小美和阿强以兄妹名义寄住林家时撒的谎,这个谎言承托着林祥福真实、美好的情感和生活的全部。北方家境殷实,他还是踏上了寻找之路。林祥福一生都活在“错觉”里,他不知道脚下的溪镇就是“文城”。他在这里安家、致富,赢获了同情和友情,但这里兵匪频仍,并非理想中的“斯文”之地。对“纯粹之恶”的书写是这部作品最令人惊异的地方。土匪张一斧是一个“为恶而恶”的象征性人物,他在故事中没有现实因缘,更像是余华基于历史和现实感受而设置的符号化人物。这个人物和林祥福对“文城”的寻找让人们醒悟:根本没有所谓的“文城”,当下所在即是值得盼望和信赖的地方,这里并非没有恶与暴力,但这种文化或文明所发育的人间情义是值得信赖的不可摧毁之物,是人们活着的根基和信念之所在。

洪治纲(教授):小说中的文城,既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又是一个明确存在的地方。作为地域意义上的城镇或乡村,它确实不存在,但是作为人间真情厚义的承载符号,它又真实地存在于林祥福、陈永良、顾益民等人的内心。林祥福把寻找文城当作自己一生的目标,最后在溪镇找到了人间所有的情义。所以,他的一生,是寻找和践行情义的双重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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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097
156****1097

林祥福把寻找文城当作自己一生的目标,最后在溪镇找到了人间所有的情义。

156****1097
156****1097

它又真实地存在于林祥福、陈永良、顾益民等人的内心

156****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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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域意义上的城镇或乡村,它确实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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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之飞虎
南之飞虎

好看。。。

小吴仔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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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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