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死亡,一边是新生!浙江器官捐献协调员,奔走在生死间的“摆渡人”

读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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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万物的镜像。徜徉过高山大海,最终还要到人山人海里寻找答案。小时人物,给你奉上与众不同的人物故事。在这里,读懂世相。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杨茜 见习记者 陈馨懿 

46岁的何炯,似乎很难逃离“悲悲戚戚”的工作。

20年的护士生涯,她一直在浙医二院重症监护室,看多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助。

38岁的那年,她调离护士岗位,成了省红十字会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份陌生的职业。直白点说,就是针对临床上确认脑死亡的病人,劝说其家属捐献病人的人体器官。

太过冰冷和残忍的这份工作,何炯更愿意诠释为“生命摆渡人”:拯救一个生命,延续一个灵魂。

认识何炯,源于最近杭州本地论坛上一则讨论器官捐献的帖子。发帖的姑娘和父母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器官捐献,对一方意味着死,对另一方又意味着生,抱歉、卑微、感激、幸运……人世间似乎没有哪一个决定让人如此纠结。

8年时间,何炯和同事们劝说了四五百个家庭,成功的有一百多例。

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期间遭遇的冷眼和不理解,甚至谩骂都不重要。为数不多的他们,依然在坚持。

“因为有意义。”何炯说,生命之所以厚重,是因为交加的情感。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诉说。而她将这些故事装在心里。微信图片_2020111715500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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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只有你能做这个工作

躺在病床上的,往往年纪不大,一场意外或一次突发疾病,让他们基本符合临床脑死亡的标准:比植物人更糟,没有恢复的可能,不再有自主呼吸。

和真正的死亡,只有一台呼吸机的距离。

拔掉呼吸机,不用太久,他们的心脏就不再跳动,血液也停止流动。再过五分钟,没有取出的器官就会冷却凝固。

每凝固一个器官,就意味着平均一百五十位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失去一次机会。心、肝、肾衰竭的患者,根本来不及让希望变成失望,因为等候列表里,新的病人进来,旧的病人已经离世。

但如果捐献器官,一条生命,至少能拯救另外三条生命,让三个家庭重燃希望。

这些信息都在何炯的心里。

有过20年重症监护护士的工作经验,做过浙江第一例肝移植特护,这些都是她如今成为协调员的优势。

但即便如此,她依然很难在开始介入时单刀直入介绍器官捐献的种种好处。

懂得换位思考,这也许就是她在2012年,被选中为浙医二院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原因吧。

“只有你能干这个工作。”就是这么一句话,何炯上岗了。

她知道这个工作难,却不知道有这么难。

器官捐献,实行直系亲属一致同意的一票否决制。即使到捐献前的最后一刻,都可以反悔。为了照顾家属心情,何炯不会刻意穿工作服,挂上证件,普通得就像穿着严肃的围观者。

“你好,我是红十字会的协调员。”这是见到家属时,何炯的开场白。

她故意省略了“器官捐献”四个字。因为她知道,这个词有时候比“死亡”还要敏感。

正因为“敏感”,所以每一个措辞,每一个停顿,她都很谨慎。

何炯说自己是幸运的,遇到的家属都挺温和,只是“温和”的背后是坚决的反对。

在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思维中,完整即是圆满。大部分家属也有这样的理解:“器官都捐了,还能拼凑来生吗?”……这成为了何炯工作最大的障碍。

2010年至今,浙江省有将近1500个器官捐献案例,生前表达过意愿的并不多。

而劝说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每一次在和家属见面之前,何炯都要预演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人与人的沟通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套,非要说的话,要让家属知道我是来帮助他们的,而不是来索取的。”

2】更容易流泪了

“我努力了,但我不强求。”是何炯做协调员的心态。她坚持任何事情都应该在平等又真诚的环境下被促成。

在劝说过程中,她都尽量放低音量,柔声细语。“你们有没有想过患者去世以后怎么办?”这是她用来引入话题的一句话,大多数人都没有准备好亲人的突然离世,“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可以听听看。”

介绍完器官捐献,何炯会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思考,不会死缠烂打。

克制很重要,要让家属自己做决定。曾经有家属捐献了又后悔,抱怨要不是协调员一直跟着自己,他们怎么会心软答应。“我要是听到家属这么说,我会很难过的。”

她当然希望,人体器官捐献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多,只是有些意外,不能避免。

曾经,一个女人遭遇车祸,兄弟姐妹和子女都同意了器官捐献,却向年迈的母亲隐瞒了这个消息,老年丧女,没有人能轻易承受。家属提出代签,但何炯拒绝了。“虽然很可惜,但老母亲有知情的权利。”

一天行驶了800公里只为跟家属见上一面,这么多年都不敢出远门因为要24小时待命,不敢穿颜色太鲜艳的服装会影响家属的心情,给予家属工作之外的私人帮助……

这些,都是协调员的日常。

从业8年,原本就感性的何炯,似乎变得更容易流泪了。

“即使看多了生死,常常也会忍不住,情感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3】那些天使们

某个愚人节的夜晚,男人开车载着一家四口人,车子掉进了沟里,妻子当场死亡,女儿和儿子都危重在抢救,女儿最终脑死亡。在决定捐赠完女儿的器官之后,这个40多岁的男人,把头狠狠砸向电梯,咬牙切齿,悲伤至极。

来自衢州的另一个父亲,大儿子肾脏衰竭,迟迟等不到合适的器官,离开了。后来,小儿子又患上了脑瘤,陷入绝望。这个只是在工地上打工,瘦瘦小小的父亲,签下了器官捐献的同意书,“当年我的痛苦,希望别人不要经历。即使当年没有人救我的儿子。”

年轻的姑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做了心脏手术,姑娘迎来了第二次生命。后来在她父亲出意外的时候,女儿当机立断同意捐献器官,“这是一种回馈,回馈当年救我的人。”

一个离异又坐过牢的中年男人,因意外终结了生命。原本已经不来往了的兄弟,最后帮他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到最后了,好歹是做对了。”

何炯是丁克一族,没有孩子,但在工作中,不少案例是年幼的孩子,因意外抢救无效,她喜欢叫他们“小天使”。

来自贵州的一个6岁男孩得了脑瘤,家长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男孩很漂亮,离开时穿着旧睡衣。何炯心痛到不忍直视,她说一直想给孩子买双鞋的没想到到最后还是没来得及。

何炯特别不愿意去宝宝们的见证仪式。

摸着宝宝的小手,她有时候哭得不能自已。

4】我想听他叫我一声“爸爸”

一般来说,为了避免让情感左右判断和行事,协调员不和受助者接触。

8年来,只有一次,何炯无意间打破过“零接触”。

她在病房里碰到了那位年轻的受助者。一米八的大高个,30来岁,很帅气,因为心脏衰竭无法躺着入眠,需要打针才能坐靠着眯会儿,是否还能无限等待一颗心脏,都说不定。

何炯目睹着全过程,心里很难受。

她心理建设了一阵,还是下定决心,再次联系了各项指标都比较匹配的捐赠者的家属。捐赠者是一个因意外而过世的女孩,父亲和哥哥已经同意捐赠女孩的肾脏、肝脏和眼角膜了,但是心脏除外。

“他是一个丈夫,一个爸爸,一个儿子。一颗心脏,救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何炯说得真诚,最后打动了女孩的父亲。

这是何炯第一次为了受助者而“努力纠缠”。幸好,结果是好的。

这位父亲只有一个条件:“我想听他叫我一声‘爸爸’。”

多无力又动人的要求,何炯没有理由拒绝。

心脏移植手术之后,何炯来到了受助者的病房,拨通了电话,两个陌生人,因为那一声爸爸,联系在了一起。

何炯并不知道电话那头,女孩父亲是否泣不成声,但她知道那一声,弥补了遗憾。

5】是生命的延续

捐献人中,年纪最小的几个月,年纪大的也有70多岁。

很多家属同意,是因为他们坚信,器官留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体里,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甚至双方都不需要见面,大多数家属不会打听受赠者的情况。

“提起来,就说明还没忘。念念不忘一位已经逝去的人,这是在自揭伤疤。”

有位妻子每年都要经历一次伤口的阵痛。一到丈夫祭日的前几天,她都会打电话问何炯:“我爱人的受者怎么样了?我要去上坟了,我要告诉他。”

曾经,也有一个受助者想要感谢捐献者。捐献者有一个遗腹子,何炯给了一个建议,要不送孩子一个小镯子,也算是“父亲的礼物”。

八年协调员做下来,对于生死这件事,何炯比很多人都看得通透:“死去可能不可怕,活下来的人才要坚强。”

她的微信通讯录里塞满了捐赠者家属,她不会主动联系,也绝对不会删除好友,偶尔他们遇上了生活上的问题,能帮就帮一点。

何炯因压力患上了寻麻疹。

她有时也忍不住盘算是不是该休息了,但更大的愿望还是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渐渐接受器官捐献。

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些年来,又有多少人登记了器官捐献?

如果你是其中一员,愿意和我们来说说故事吗?

更多详情请戳这里(“活着的时候平凡,希望死后能给人带去希望”浙江已有8.5万人报名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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