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人物 | 他见证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至今仍践行当年的诺言

深度178号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俞任飞 刘俏言 文/摄

56年前,10月16日,罗布泊深处,伴随一道刺眼的光,巨大的响声震得人耳嗡嗡作响。几分钟后,一朵蘑菇云缓缓腾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陈国泉和上百个同事,就挤在小小的观测点里,亲眼见证几十公里外,原子弹在他参与吊装的102米高塔上爆炸。

参与过二十多次热核试验的陈国泉,身上留着无数的印记。出过车祸,跌下十几米的悬崖;双眼在一次事故中,因接触核材料而视力大损;核爆试验巨大的声响,震穿了他双耳的鼓膜。常年艰苦的工作环境下,他30多岁就已掉了15颗牙,头发也近乎全部脱落。

“我夫人说,我这辈子活得像猫,猫有九条命,我想我也是。”陈国泉不爱诉苦,他总说起跟着邓稼先在五星红旗下发的誓言,一生要为国家保密,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献给党、献给人民。

1964年至今,尽管已经远离核事业20多年,家住杭州的78岁的陈国泉依然践行着这句诺言。

绝密任务

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前,陈国泉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1964年7月,一场暴雨后的清晨,陈国泉被浙江大学的老师叫去,限期一个星期内到北京第二工业机械部第九研究所(以下简称“第九研究所”)报到。他不知道,在毕业论文写下原子核的二分裂与三分裂这个题目时,他就已经成为被选中的那一个。

几天以后,他一个人提着几件换洗衣服,来到北京花园路一栋四层的灰色小楼。在此之前,陈国泉想得不多。他说那个年代,工作都是国家分配,自己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去哪,都绝无二话。

和他一起被分到第九研究所理论研究部门的,还有十多个新人。

“你们现在执行的是一项绝密任务,为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做贡献。”一个月的保密教育后,时任研究所主任邓稼先第一次召集大家,宣布他们的工作。

很快,陈国泉从北京被派往新疆。原子弹已经进入了组装冲刺阶段,他负责最后的测算和配套工作。

在罗布泊深处,除了几顶简陋的帐篷以供休息,喝的是咸水,吃的是青稞窝头,椅子和桌子是奢侈品。当时的团队中,只有留过洋的科研人员才配一台小计算器,其他人只能靠算盘和手算。

核试验前夕,陈国泉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6个小时。他在草稿纸上写满公式,历经9次反复整体演算,最终结果完全一致,而这背后,是上亿次的数据推理。

在设备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如何将数吨重的原子弹核心部件及附属设备送上百米高的爆炸塔,成了团队最后的难题。核爆的威力有多大,安全爆炸的概率又有多高,这都需要陈国泉们不断试验、核准、敲定。

直到1964年10月16日当天,陈国泉才获悉原子弹将于当天下午3点爆炸,而他的任务是进入观测点观察爆炸,同时收集爆炸的冲击波、温度、放射性等数据。

原子弹爆炸时,强烈的光亮持续了两三秒钟,烟云一直爬升到近10公里的高空。陈国泉记得,人群跳跃着相拥在一起,把帽子抛向天空。

大山深处

原子弹只是起点。

四川,青海,新疆,陈国泉在这些偏远的地方,继续从事着氢弹研发工作。在四面环山的青海221厂里,这里高寒缺氧、人烟稀少,除了工作人员,方圆几百公里内原有的牧民都被迁出。高原上的狼,成了陈国泉最常见的生物。

入厂第一天,陈国泉就和狼打了个照面。当时,他负责传递一份及其重要的文件,深夜在草原上迷了路,4头狼将他围住,眼里泛着绿光。靠着火把和石头,陈国泉才勉强驱散狼群。等找回厂区,同事甚至已经拟好了他的牺牲报告。

陈国泉说自己命好,小时候就是六个多月的早产儿,身体孱弱的他濒死三次又被救回。长大后从事高危工作,好几次游走在危险边缘,却始终没有被死神带走。在压制车间,他和一名工人共同开封一罐氢材料,合金钢密封罐的气压大,粉末从缝隙中喷出,直接烧灼进他们的眼睛。他及时跑去水龙头下冲洗躲过了一难,另一位同事晚去了几秒,就终身失去了光明。

但在妻子李师兰收到的家书里,陈国泉的答复永远是一句——“我在这里一切平安,工作安好,请你们不要挂念。”

当年的结婚照。

说是夫妻,但李师兰一年也见不到陈国泉几回。1968年,陈国泉和李师兰完婚,是邓稼先做的主持人。陈国泉笑着发完喜糖,随即被叫了出去。邓稼先只简单做了交待,“有任务,明天就出发。”

李师兰不知道这位新婚丈夫究竟在做什么,只知道新婚第二天,他就背上行囊,离开了自己。

更多时候,陈国泉会谈到对妻子的愧疚。

李师兰怀孕的时候,陈国泉不在身边,就连临盆,他都差点错过,最后还是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特批了假期。陈国泉回来那天,李师兰本想发火埋怨几句,但看到陈国泉双腿上,因着急替她打开水而烫开的两长条水泡,还是没能开得了口。

孩子出生后,陈国泉申请的15天假期早已超时,安顿好妻儿,他很快再度离开。

陈国泉和老伴的金婚照。

1969年,随着三线建设需要,第九研究所也按要求将北京总部迁至四川绵阳——一条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山沟里。陈国泉仍旧是一年到头不着家,只剩下李师兰带着两个孩子,“刚去时什么都没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就是全部。”就连买一根针线,都得坐单位的卡车,晃荡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在镇上买到。

背负巨债

偶尔几次探亲,陈国泉几乎17年都没有回过老家。

1969年到1978年,第九研究所在山沟沟里待了9年。直至家里亲戚给他拍去电报:父亲中风瘫痪在床,母亲总记不起事,亟需照顾。陈国泉陷入两难,最后经组织同意,他离开四川回到杭州,做起了与核物理毫无关联的工作——人口普查和经济调研。临行前,邓稼先嘱咐他,换了岗位,依旧要发挥“两弹一星人”的精神。

回到家,陈国泉夫妇还要面对四位重病的老人。除了父母,陈国泉的岳丈、岳母也罹患了严重的肺病和肿瘤,“岳母腰下长了4斤重的肿瘤,已经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

他会骑上三轮,载着已经瘫痪的父亲围着西湖荡上一圈;每年元宵,他会背上爱看热闹的母亲,去灯会耍耍。“老人住院,他要擦身、清理大小便,后来自己的手指都感染溃烂了。”妻子说。

直到2009年,四位高龄老人相继离世,他们仍然不知道陈国泉,也曾是“两弹一星”建设的参与者之一。

陈国泉和老伴。

赡养老人给陈国泉留下了七十多万元的医药费负担。为了还债,他在杭州下沙、萧山、转塘等多家高校兼职做过外聘教师。“最早的时候,上一堂课只有6块钱,经济、统计、信息、金融……好多学科我都教过。”骑着电动自行车从勾庄出发,一路在夜色里奔波,这是陈国泉当时的常态,最多的时候他每周要上20多堂课。

给自考学生上国民经济管理学概论那年,最后一堂总复习课前,陈国泉被汽车撞伤。“这是自考最难的一堂课,有七八十个公式,好多地区的合格率还不到10%。”他坚持淌着血,讲完了最后一课。或许是受此激励,全班学生的合格率超过80%。

聚会和石头

今年10月16日,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6周年纪念日。

受疫情影响,原定于纪念日在杭州举行的“二九联谊会”(“二九”指第二工业机械部第九研究所),没有如期。

离开原岗位后,很长一段时间陈国泉难得说起自己的经历,也很少和过去的老同事联系。直到2011年,当年参与原子弹氢弹研究,如今定居浙江的一百八十位老同志,才自发组织了起定期聚会。

这些年,他重新结识了不少当年共同奋战的同事,其中不少人上次见面还是30多年前的事。他们一起观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纪录片,回味当年的岁月,像孩子一样大笑。

没了聚会,纪念日一样要过得特别。

一早,陈国泉家里就来了不少学生。对着这群五六年级的孩子们,陈国泉总能想起邓稼先当年对他的嘱托和教育。

在戈壁滩工作时,陈国泉爱上了收藏石头。到现在,大大小小的石头收了近3000块,家里放不下,他就租了一个17平方米的车库,来存放这些宝贝。“当时走的时候,一张照片、一段文字都没法带走,所有的寄托也就剩下这些石头了……”

原子弹蘑菇云状石头。

氢弹蘑菇云状石头。

对着书柜角落一块蘑菇云状的石头,陈国泉给孩子们讲起了当年原子弹爆炸的故事。这是爆炸后他在罗布泊的戈壁滩上,花了几个月工夫找到的纪念品;挑起一块酷似“居里夫人侧身像”的石头,他又聊起这位曾经儿时的偶像,和她一生奉献的故事。

居里夫人状石头。

他望着孩子们,希望他们就像这些石头一样,默默奉献,坚硬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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