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得斋记丨难忘的“小鱼吃大鱼”事件

全文艺

□杨新元

在自然界中,有一种现象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它,揭示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基本生存规律。这种以大欺小、以强制弱的关系,组成了自然界错纵复杂的生命之网。

然而,有时候,“大鱼吃小鱼”的基本生存规律,在特殊的条件下却会被打破。生命之网中,原本一直被大鱼吃食的小鱼,竟然反过来,将大鱼吃掉了。比如,在浩瀚无际的海洋里,就有一些小鱼,因为身体具有某些特殊的器官,结果,以小胜大,让一些大鱼甘拜下风,闻风而逃。于是,生命之网的基本规律被颠覆了,生态平衡被打破了,自然界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景象。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件事情与“小鱼吃大鱼”有关,那就是“娃哈哈”(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罐”(杭州罐头食品厂)。

当年,“娃哈哈”是一家只有1000多平方米厂房的区校办工厂,而“杭罐”是有100多亩地厂房、上千职工的国营大厂。所以,这场兼并被形象地称为“小鱼吃大鱼”。

这一场以小胜大的兼并,称得上是当年轰动全国的事件。作为事件的主要策划人之一,我想起了那段时间的日日夜夜。

现在回想起来,29年前发生的事情,似乎就在眼前一样清晰、鲜活。

1991年8月的一天,我与杭州市的两位领导一起,策划了一起震动全国的“小鱼吃大鱼”事件——“娃哈哈”兼并“杭罐”。

兼并方案一提出,犹如晴空中一声响雷,震得两家厂天摇地动,人心浮动。当年的杭城,也因此一下子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记得,那个29年前的盛夏,杭城骄阳如火,热得人在太阳下站几分钟就汗流浃背。我与杭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沈者寿,市委办公厅主任杨树荫以及干部张鲁芸相约,一起到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娃哈哈”调查研究。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后,中国的经济改革正进入一个重要阶段。

1991年8月,正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1992年1月18日)即将发表的前一年,“山雨欲来风满楼”。在中国,新旧体制、新老观念的碰撞日趋激烈。

当年的现状是,许多国有企业在全国三年治理整顿后,元气大伤,正顽强地争取企业经营自主权,以维持企业的生存需求;而许多校办企业、乡镇企业,却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左右逢源,迅速发展。杭州上城区的校办工厂“娃哈哈”就是一个例子。

四年前还头戴破草帽、脚蹬平板车,走街串巷卖营养液的宗庆后,现在已在杭州经济界“小荷露出尖尖角”,成为风头很劲的人物。

我们这次去,就想去了解“娃哈哈”快速成长的秘诀。

“娃哈哈”的厂房位于杭州清泰桥堍,小小的场地只有一千多平方米,主要生产“娃哈哈儿童营养液”。

我们刚到“娃哈哈”,厂长宗庆后就来了。中等身材,国字脸,四十多岁,给我的印象很朴实,憨厚。虽然企业的经营情况不错,可宗庆后却没有一点高兴的神情,浓眉紧锁,忧心忡忡。谈到企业的生产,他最忧虑的就是产品供不应求,而生产已严重受到场地的限制。

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尽快扩大生产能力,那么,很快,我们就会因为这个原因而败下阵来,让别人占了先机。”

他告诉我们,厂里在申报一个项目,建新厂房。可是,报告打上去半年多了,还没有批下来。而随着“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的迅速热销,催货信函、电话接踵而至,不少商户干脆直接开车来立等提货。

此言不虚,我们在厂里就看到排队等货的许多车辆。

宗庆后说,保健品市场现在正处于无序竞争状态,如果“娃哈哈”不及时扩大生产规模,其他仿冒产品就会趁机一哄而上,这样一来,“娃哈哈”将失去宝贵的市场机遇。

但是,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立项、征地、搞基建,在当时少说也得一二年时间,很可能会陷入厂房造好后,而产品却已没有销路的困境。我们听了,也为“娃哈哈”的境况着急起来。

夕阳西下,我们准备“打道回府”。宗庆后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杨记者,我听说你同市规划局的杨局长关系不错,好不好帮我们疏通点关系,把新厂房的规划早点批下来。”看着他急切的眼神,我都不忍心回绝他,答应帮他问问。

在回市府的路上,我们几个在车子上就议论起来。

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少说也得花一二年时间,才能把新厂房建起来。可能到那时,发展的机遇已经失去。

能不能“借鸡生蛋”,让开工不足、场地有余的工厂,腾出一些地方给“娃哈哈”使用呢?或者,更大胆一些,干脆让“娃哈哈”去兼并一家厂。这样做,可能就会取得“吹糠见米”的效果。

从“娃哈哈”的周边考虑,我们想到了两家厂:

一是杭州利民制药厂。

这家厂的厂长姚祖丰,也是杭州市比较有名的企业家。可他引进了一套设备生产“中国可乐”,因为味道像咳嗽药水而无人问津,企业也陷入困境;

二是杭州罐头厂。

厂长刘树荣是市一轻局下派的干部,曾到深圳闯荡历练过,很有魄力。可作为国有大企业,方方面面受到的制约很多。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轨,该厂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已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

如果让“娃哈哈”去兼并“杭罐”,“娃哈哈”就立刻可以让“杭罐”空闲的100亩地发挥作用,抢占市场制高点;而“杭罐”也可以摆脱产品积压、资不抵债的困境。

可是,要让一家成立才4年的校办小厂,去兼并一家庞大的国营大企业,这行得通吗?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要冲破几十年来形成的体制和利益机制的束缚,这样做谈何容易。我们心中都没有底。

回到市府后,我就去找“卢兄”,就是当年的杭州市市长卢文舸。

我当时的身份是浙江日报驻杭州记者站站长,已在市里工作了四年多,与市长、书记的关系都很好,平时经常在一起聊聊天。

卢是文革前的浙江大学毕业生,近50岁,曾在北方工作过,风流倜傥。调回浙江后,当过厂长和省电力局的领导,对基层的情况很了解。主持杭州市政府工作后,一直致力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当我把“娃哈哈”的情况以及我们的设想向卢兄一汇报,卢很激动,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这个设想很好,我支持!”

得到市长的支持后,我又到市委书记办公室。市委书记吴仁源是个忠厚长者,办事考虑周全,与我非常谈得来。他听了我们的想法后,也表示赞成。

为了让心中更有底气,吴仁源书记第二天又专门到“娃哈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下午,杭州市委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娃哈哈”与“杭罐”的问题。

市委常委会议,还有市长办公会议,我都是列席参加的(这是吴仁源书记定的规矩。他认为,让主要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常委会,不是一种待遇,而是工作的需要,可以让记者了解决策层的动态。主要新闻单位包括新华分社记者和浙江日报记者。后扩大到杭州日报总编和杭州电视台台长)。这次作为主要策划者之一,我不仅听,也适当作些补充。

沈者寿作为调查的带队,把这一次调查研究的经过以及调查后的设想作了比较完整的汇报。当提出让“娃哈哈”去兼并“杭罐”时,会场里一阵骚动。一些常委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要老沈再复述一下汇报的内容。大家的反应是,这一步是否太大胆了,一个区校办工厂,去吃掉一个国营的大厂。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而且,这样跨体制的兼并,很多实际的问题很难解决。

卢文舸市长发言了:“我认为这个设想可行,方向对头。让‘娃哈哈’去兼并‘杭罐’,看起来是小鱼吃掉了大鱼,其实是大鱼在兼并中得到了重生,小鱼在兼并中得到了壮大。当然,许多具体的政策性问题,要仔细研究出兼并的方案,然后来再讨论。”

一向办事稳重,颇有长者风范的吴仁源书记作了最后的总结:“老沈他们提出的大胆设想非常有意义。我去‘娃哈哈’看了一下,这家厂虽然小,但是很有发展活力。我们要支持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尽快扩张,占领市场制高点。让产品滞销、生产力低下的企业尽快注入新的活力。不要纠缠于体制不同等问题,我们的思想要更加解放一点。”

杭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后,决定尽快实施这项“小鱼吃大鱼”的改革。 以后,市委决定,由沈者寿牵头。成立由各相关局、办领导参与的兼并实施领导小组,就这项兼并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

然而,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样,习惯势力的影响,旧观念的阻碍,往往使改革很难到位。

从根本上来说,改革,就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是冲破习惯势力影响,扫除旧观念的一场攻尖战。

尽管得到了“父母官”的支持,但“娃哈哈”和“杭罐”的员工意见都不小。

“娃哈哈”的老员工担心兼并后“小马拉大车”,企业会被拖累,职工收入受影响;

而“杭罐”的员工更激烈。虽然企业连年亏损,但总是国有大企业职工身份。现在要变成上城区校办工厂的工人,都不情愿。有人甚至提出“与企业共存亡”。

而社会上对这场改革议论纷纷,也出现了各种质疑的声音:

“姓社还是姓资?这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有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全盘否定这项改革;

“中央不是说要搞活国有大中企业吗?而杭州市却要把一个国有大企业搞死!杭州市的领导思想出问题了!”

“这简直就是在搞和平演变。”

来自各方的议论,给正在绸缪的兼并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作者(左二)宗庆后(左三) 作者供图

在实施兼并的前几天,我曾与宗庆后有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

谈话就约在我在杭州市府的三楼办公室(当时还在延安南路的老市府)。

我对宗庆后说:“这次市委、市府领导决定让你这条小鱼去吃掉‘杭罐’这条大鱼,是承担了一定风险的。社会上的各种议论相信你也听到过。一定要把这次兼并搞好,你有没有信心?”宗庆后十分肯定地说:“你请市委、市政府领导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把这次兼并搞出成效来。”

我说:“杭罐的厂长刘树荣,也是一位很能干的企业家,其实并不比你差,他就吃亏在体制上。这也是目前国有大企业的通病。当然,兼并后‘一山不容二虎’,刘树荣肯定要调出,但杭罐原有的副职和工人,你一定要善待他们。”宗庆后说:“这你们放心,我会考虑到这一点的。”

那一天,我们还谈到了做人、兼并后如何开展工作等,谈得十分默契,宗庆后给我的印象很不错。

当时,市里在沈者寿的牵头下,组织一帮人紧锣密鼓地负责兼并方案的制定。

起初,对罐头厂原有资产的处理,有关部门提出过代管、联营等多种方案。但宗庆后却十分精明,脑子也十分清醒,坚持要清产核资。他认为,改革应该到位,产权必须明晰化。

在所有方案中,这其实是“代价”最大的一种。宗庆后却认定“眼前亏不吃,旧账不清,企业发展后患无穷”。

市里据此提出新方案,由娃哈哈出资8411万元,整体收购杭罐厂,接收其500名合同工,其他人员解除劳动合同,下岗分流。退休人员由市政府负责安置。同时,杭罐厂的所有欠款由债权银行挂账停息,待该厂扭亏为盈后再行归还。

犹如晴空响惊雷,“小鱼吃大鱼”了!

1991年9月5日,由我与杨树荫采写的《“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一稿,在《浙江日报》头版刊发。《杭州日报》也在同一天发表头条新闻《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赞扬这种做法是“让优势企业增强后劲,使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此文的作者也是我和杨树荫。在报道的右首,还配了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这是沈者寿亲自撰写的。

10月6日,在兼并一个月后,我和杨树荫在《浙江日报》二版又发表了长篇通讯《一次高效率的实践》,旗帜鲜明地赞扬了这次改革。

来自上海、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也纷纷报道这一场“小鱼吃大鱼”的改革。一时间,“娃哈哈”兼并“杭罐”成为全国各家媒体报道的重点。

从“娃哈哈”申报项目,要主管部门敲100多颗图章,而他们跑了半年多只敲了一颗章这件事,我看到了旧体制对企业发展的制约。

在经过一番调查采访后,我于11月25日在《钱江晚报》“广角”上发表了整版的《图章奏鸣曲》,抨击这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提出了政府部门必须为企业发展服务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在那段时间里,因为“小鱼吃大鱼”事件,也促进了杭州市各部门的许多改革。

1991年12月9日,我采写了《杭州市委砍掉形式主义上下满意》一稿,在浙江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 12月18日,我采写的《杭州市杜绝评比过滥规定出台》又在《浙江日报》头版发表。

12月19日,在兼并100天之际,我在《浙江日报》头版发表了《兼并前:连年亏损负债累累,兼并后:三月扭亏为盈》一稿。

《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分别发表消息、通讯后,毗邻浙江的上海,《文汇报》更是以三倍于浙杭两报的篇幅,发表了长篇通讯《小鱼吃大鱼,百日传佳音》。三天之后,《解放日报》也发表了长篇通讯《百日兼并》,更配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的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肯定和赞扬兼并这一改革举措。

人们认为,这次兼并不但让“娃哈哈”获得了高速发展的生产平台,更借助杭州罐头食品厂这顶“红帽子”,让“娃哈哈”从市场、信誉、融资、税收等方面一举突破了过去“校办工厂”的局限。

到1991年年底,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这条“小鱼”的资金总额已达1.33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5933万元,流动资金2 842万元,专用资金4576万元。而据工商银行原杭州解放路办事处出具的资信证明书显示,当时其银行存款高达4293万元。

这时候,宗庆后也声名鹊起,成为杭州、浙江省乃至全国知名的企业家。

如今,在经历了29年的发展后,“娃哈哈”已成为中国一张响当当的民族品牌。

孟德斯鸠说:“据我长期观察,要想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就必须大智若愚。”“娃哈哈”兼并“杭罐”,在当时的情势下想出这么个点子,被许多人认为是异想天开,似乎有点愚蠢。也遭到不少人的质疑。然而,正是在这种所谓的不可能中,我们闯出了一条发展经济的崭新路子。

“小鱼吃大鱼”,打破了杭城经济界旧的生态平衡,建立起企业与企业间新的生态秩序。

这次大胆的尝试,也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观念。引领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解放思想,深入调查,大胆尝试,冲破旧思想、旧观念的樊笼,建立全新的企业生态系统。

从这个角度来说,其现实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兼并事件的本身,其产生的影响真的不可估量。这也是我们这些人当初没有想到的。

作者杨新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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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循守旧改革不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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