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变,1063-1086》▏一手好牌是怎么被打烂的,读读这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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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孙雯

宋代历史,是这两年的出版热点。最近,北京大学宋史学者赵冬梅女士,推出了新作《大宋之变,1063-1086》。

1063-1086,用赵冬梅的话来说,这是宋朝历史上最关键的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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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之变,1063-1086》 赵冬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点击购买

不久前,赵冬梅在我们小时书友群与读者进行了分享,她从1063之前的很长的一段历史讲起。

提到北宋,我们脑海中会浮现一连串的名字: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群星闪耀,也没有抑制住它由盛转衰的脚步,问题出在哪里?

赵冬梅认为,有一些在宋朝建国以来发展出来的好的东西,在1063-1086年这24年间发生了质变。

这个好的东西是什么?

在赵冬梅看来,封建社会自秦始皇就开始万世一系的梦,但实际上万世一系、长治久安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看到的是一遍又一遍的王朝政治的循环,但实际上在这个循环当中有一些东西,曾经是进步的。这个进步我以为就发生在北宋的前中期——1063年以前。”

宋仁宗画像 视觉中国供图

在她看来,倘若一个国家存在一个有效的纠错机制,同时这个纠错机制又能够有效运行,就能够做到长治久安。

这个纠错机制以及让这个纠错机制运行有效的大环境,在北宋的前中期,已经产生了。

从960年宋朝建立起,包含了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和宋仁宗的统治。在赵冬梅的梳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宋代,特别是太宗朝以后,不管什么样家庭出身的男性,只要肯读书、肯上进,都有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在赵冬梅看来,从太宗到仁宗朝,科举制度建设都是非常完善:“我常常说一句话,我们都知道高考的那些防弊措施,这些宋朝科举就都有了。”

宋朝的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逐渐地变成了统治集团的核心、主流。他们熟读儒家经典,同时耳聪目明。他们在接受科考的训练当中,除了要读儒家的经典以外,还要写一种很重要的文章——策论——要引用儒家经典,同时还要考虑并解决当世所面临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电视剧《清平乐》热播,网上流行一个词儿叫作“默写背诵天团”,因为今天语文课本上很多古文都来自那个群体。

《清平乐》海报

但是,赵冬梅想补充的是——他们绝不仅仅是美文的制造者,他们在文章的写作上,其实是韩愈的传承,是要文以载道,他们绝不可以简单地被拿来跟今天的作家相提并论。

“今天的作家大多是以写作为生的人,但是那群人是以治理国家为志业的人,所以他们的文章其实除了课本儿里那些,更多的是直接讨论政事的。”所以,赵冬梅常常会跟自己的学生说,学宋史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读的宋人的奏议、宋代的史料当中有大量的美文。

在赵冬梅看来,宋仁宗时期出现了王朝政治最好的状态。

“除了宰相、大臣以外,宋朝还发展出来了一套台谏官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纠错机制。”也正因如此,范仲淹做台谏官的时候,欧阳修给他写信祝贺。在当时有政治抱负的人看来,如果不能做宰相,就要做台谏官。因为宰相和台谏官,他们没有具体的职责范围,正因为什么都不管,因此什么都管。

由此可以推想,如果小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纠正,矛盾就不会过于激烈,王朝就不会出现内部的崩溃。

但是,1063-1086年间,那个良好的政治氛围是如何消失的?

赵冬梅认为,这24年当中,制度都还在,但是不能够再起作用。

北宋前期的皇帝,是要接受监督和制约的。但在帝制时期,对于皇帝,只有软的约束而没有强制性措施,这些软的约束包括:祖宗法度、儒家经典,而北宋前期公认的、皇帝需要接纳的还有第三个软性约束就是公论:即舆论和人言。

王安石画像 视觉 中国供图

“在这24年当中,我们知道王安石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作三不足: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赵冬梅认为,王安石把所有这些能够约束皇帝的软的东西全部都拿掉了,这样一来,没有什么还能够约束皇帝。而皇帝怎么想、怎么做,对于王朝政治的走向影响巨大。

《大宋之变,1063—1086》,是从皇帝的家事开始说起的,所以,作为严肃的史学作品,它依然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我写了一本我自己觉得连我妈妈都说很好读的书,她先读了《前言》和《后记》,然后说很顺畅。”赵冬梅这样说,而大宋的转折就在她流畅的笔调中,一一发生。

【抢鲜读】

司法分歧起阿云

山东蝴蝶翅动

熙宁元年(1068)夏末,围绕着一起谋杀案件的判决,司马光与王安石已经发生了第一次重大分歧。山东女子阿云谋杀丈夫韦阿大未遂,致其重伤,司马光主张当杀,王安石认为可活。这本来是一桩普通刑事案件的判决,事关一个女人的生死,可是却引发了一场有关司法原则的大讨论,皇帝、宰相、法官、台谏官……整个国家最有权势、最有学问的人尽数卷入。最终,皇帝出面做了终审裁判,却无法说服大多数官僚,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很多人继续抱持反对立场。在这场讨论之中,司马光与王安石针锋相对,官僚集团发生分裂,皇帝显出了私心,宋朝政治的走向正在发生着偏移。这就像是现代人熟知的“蝴蝶效应”: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那个叫阿云的女人犯下的罪,经过一系列的反应之后,最终影响了宋朝政治的走向。

那么,同样的案情,司马光与王安石依据同样的法律条文,怎么会做出如此生死悬隔的判决?究竟谁对谁错?他们都不是法官,而是翰林学士—皇帝的文学侍从、高级秘书兼顾问,两名翰林学士为什么会卷入到一场司法争论中来?

杀夫案惹争论

这桩谋杀案发生在山东登州的一个小村庄,时间应当是治平四年(1067)夏天。案发当晚,村民韦阿大睡在了自家田头的窝棚里。阿大新婚,正该是浓情蜜意的时候,为什么不在家里搂着漂亮媳妇睡觉,却要睡到田里来呢?可能是天气太热,也可能是地里种着甜瓜一类可以直接换钱的经济作物,接近成熟需要看管,以防偷盗—这在北方农村很常见。总之,那天晚上,阿大睡在了田头,睡得很沉。到了后半夜,突然有人手持腰刀摸进窝棚,朝着阿大就是一通乱砍。阿大猝不及防,中了将近十刀,虽得不死,却被生生剁去一根手指,身受重伤,浑身血污,奄奄一息,幸好有起早下地干活的邻人发现,这才捡回命来,被人抬回家去。阿大的新婚妻子阿云来开了门,见阿大如此,脸上闪过一丝嫌恶,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向后躲闪。阿云貌美,阿大猥琐,自从成亲,邻居们就没见阿云给过阿大好脸色。可是,人都到这般田地了,做妻子的竟然是这般做派,也实在是令人心寒。

事情报到官府,县衙派出县尉前往勘察。县尉大人在现场和家里两处看过,街坊四邻一番打探,很快将怀疑对象锁定为年轻貌美的新媳妇阿云。阿云被带到县衙,衙役们凶神恶煞般围列四周,各种刑具一字排开,上面的陈年血迹清晰可见,令人不寒而栗。几句话旁敲侧击之后,阿云防线崩溃,主动承认自己就是凶手。阿云的杀人动机说来简单得让人想哭——她不愿意跟一个相貌丑陋、形容猥琐的男人共度此生。

一时之间,阿云案轰动了登州。按照宋朝国家法典《宋刑统》的规定,谋杀亲夫属“恶逆”,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无论致死、致伤,均应处以极刑—斩首。登州城里,已经有人捋着胡须感叹“好一个活色生香的小娘子,竟这般蛇蝎心肠,这番身首异处太可怜”,准备占地方看杀人了。

可是,登州知州许遵的判决结果却是将阿云流放2500里。这个判决结果一出来,立刻就掀起了轩然大波。登州相关司法官员几乎全员表示反对。登州百姓更是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那好色的,以己度人,认定许遵必是看上了阿云,要讨她作小,这才瞒天过海,免阿云的死罪。对于这种说法,官场中的消息灵通人士打从鼻子里哼出来,以示不屑:“这么说岂不辱没了许大人?人家可是有高尚追求的!”这许遵许大人究竟是要营私舞弊呢,还是根本就不懂法,无知妄断?都不是。许遵,六十一岁,进士出身,中过“明法”科,当过大理寺(最高法院)的详断官和审刑院(中央司法审核委员会)的详议官,“读律知法”,是一位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资深法律专家。3他判阿云不死,自有一套振振有词的说法,只是无法服众。有人推测,许遵之所以要在这样一桩案情如此简单明白的谋杀案上大做文章,是“上头”有人承诺要提携他做“判大理寺”,所以许遵才“欲立奇以自鬻”,想要做出点突出成绩来展示自己。4可是,谋杀亲夫者竟然可以逍遥法外,天理何在?许遵和反对派各执己见,无法统一意见,阿云案因此成疑。

按照宋朝制度,疑案须上报中央司法机构复核。宋朝中央负责司法审核的是三个机构:大理寺、刑部和审刑院。首先介入阿云案的是大理寺。大理寺判定阿云当处绞刑—还是要死的,只是能留一个全尸,比斩首略好。看起来阿云是必死无疑了。没想到神宗决定施展皇帝的仁慈,对阿云宽大处理,免其死罪,判终生编管(劳改)。也就是说,神宗并不反对大理寺的判断,他只是动了恻隐之心,要对阿云“法外开恩”。神宗的批示,连同大理寺的审核意见,一起下发到登州。阿云可以不死了,可是许遵竟然不服,拒绝执行中央命令。许遵为什么不服?他要皇帝给一个说法,明确支持自己的判断。于是乎,许遵第二次上诉中央。这一次,刑部介入审核。刑部的审核结果与大理寺相同,判定阿云当处绞刑;而许遵因审判失当,应缴纳罚款。判决结果下发之时,许遵已经得到了“判大理寺”的任命。大法官上任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遭遇审判失当的指责,这让许遵情何以堪,又如何服众?许遵不服,第三次上诉中央,神宗只好命令翰林学士重审此案,于是,司马光便和王安石一道,接手了阿云案的复审工作。

以法律之名

在对阿云案的全部案卷仔细审读、反复推敲之后,司马光不由地发出一声长叹:真不愧是断案老手啊,许遵对法律条文太熟悉了!他熟悉但是并不尊重—法律条文在许遵手里,简直就像是一块面团,要圆得圆,要扁得扁。

妻子谋杀丈夫,本来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按照当时法律,不管杀没杀死,都应当处斩刑—身首异处,横尸街头,这是死刑之中的极刑。死刑分两等,斩刑之下还有绞刑,是死刑之中比较轻的,因为可得全尸。死刑之下是流刑,远离家乡,在官府的监管之下服劳役,离家乡越远惩罚越重。从斩首到流放,是生与死的差别,这中间还隔着个绞刑。那么,许遵是怎样把阿云的刑罚从斩首减轻到流放的?

许遵真是个聪明细心又熟悉法条的法官。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正是这个细节,把阿云谋杀阿大一案的犯罪性质从“谋杀亲夫”变成了“谋杀路人”。这个关键细节就是阿云与阿大成婚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正好在阿云为母服丧期间。按照《宋刑统》,居丧嫁娶,属于非法。许遵因此判定,阿云与阿大的婚姻关系无效,阿云非阿大之妻,阿云“谋杀亲夫”罪名不成立。

这个判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有理有据,让人无法反驳,但是,却很难服众。它合法却不合情理,违背了人之常情,不符合社会习俗。“不为法律所承认的”却可以是“社会所认可的”。根据案情,阿云还在娘胎里就被许给了阿大,阿云母亲过世之后,二人成亲。在周围乡亲的眼里,阿云和阿大就是夫妻,怎么可能是毫不相干的路人?阿云模样俏丽,阿大相貌丑陋,“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的确让人惋惜。可是,配偶丑陋就能成为杀人的理由吗?阿云的故事里没有出现“西门庆”,她一个人策划、实施了对阿大的谋杀,并且能在事后从容离开现场。这绝不是简单的激情杀人,而是蓄意谋杀。站在现代立场上看,阿云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但不管我们多么同情阿云,也无法同意她以杀人求解脱的愚蠢做法。而当时的普通老百姓看阿云案,看到的就是妻子谋杀亲夫,正如司马光在“阿云案审查报告”里所说的:“阿云嫌弃丈夫丑陋,亲自手持腰刀,在田野之中,趁其熟睡,砍杀将近十刀,断其一指,开始并没有自首,是到了衙门里眼看着要严刑拷打,不招不行了,这才招认。犯罪情节如此,有什么值得同情的?”5阿云谋杀阿大一案,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判决应当从重而不是从轻,因此,司马光同意大理寺、刑部的判断,认定阿云难逃一死,当处绞刑。

可是王安石、许遵却主张要免阿云一死。那么,他们是怎样做到的?

许遵认为,阿云存在自首情节,因此可以获得减刑。这里有一点需要解释,阿云是被带到官府之后招供的,招供之前应当经过了简单的审讯。按照现行法律,在公安局审讯室里招供是不能算自首的,在宋朝却可以算,这叫作“案问欲举”。按照当时法律,阿云自首情节可以成立,这一点司马光也同意,但问题是,通常情况下,谋杀一类以危害人身为目的的恶性犯罪是不适用自首减刑条款的。那么,许遵、王安石是如何“为阿云辩护”的?

很复杂也很简单。一般人怎么理解阿云案?谋杀未遂致其重伤,这是一个罪名—“谋杀未遂”,所以要按照谋杀罪来量刑。而许遵则把阿云的罪行分解成了两个罪名:一个是谋杀罪,“阿云谋划杀害阿大”,结果未遂;还有一个是人身损害罪,阿云砍了阿大将近十刀,砍断一指。谋杀是起因,人身损害是结果。事实只有一个,变换的只是说法。

这样一分为二之后,阿云就能不死了。为什么?

因为《宋刑统》里有一条关于人身损害罪的自首减刑原则:由于其他犯罪导致人身损害的,如果自首,可以对其他犯罪免于惩罚。比如说因为劫囚而导致的人身损害。劫囚的目的是把罪犯救出牢笼,如果犯罪得以顺利实施,是不需要损伤他人性命的,可是狱卒出面拦阻,犯罪嫌疑人“没办法”“不小心”砍断了狱卒一只胳膊,这就导致了人身损害。在这个犯罪过程当中,劫囚就是“其他犯罪”,而狱卒断了一只胳膊,就是“由于其他犯罪所导致的人身损害”。假定该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情节,劫囚罪是可以免予追究的,只按照人身损害罪量刑。这就是那条自首减刑原则。

许遵就把这个原则用在了阿云案上:因为阿云谋杀阿大,导致了阿大身受重伤,“谋划杀害阿大”是“其他犯罪”,而“阿大身受重伤”是“由于其他犯罪导致的人身损害”。现在阿云自首了,根据自首减刑原则,阿云的谋杀罪行可以免于追究,只追究致阿大重伤部分,按照人身损害罪量刑,所以是流放2500里。

这个看上去完美的论证过程,在司马光看来,简直是荒唐透顶。这不就等于把“谋杀”分成“谋划”和“杀害”吗?多么可笑的文字游戏!什么叫“阿云谋划杀害阿大”?“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如果阿云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在脑子里谋划如何杀害阿大,哪怕她想出来一百零八种杀夫之法,只要她不去实施杀人行为,那又有什么罪行需要通过自首来获得豁免?谋杀就是谋杀!谋杀是人命关天的恶性犯罪,不是写在纸上的字,没办法撕成两块儿!

司马光做过专管司法刑狱的开封府推官,对于法律,他是下过硬功夫的。他清楚地知道,《宋刑统》中的这条自首减刑规定中,绝不是什么罪都能够随随便便套用的。“由于其他犯罪导致人身损害的,如果自首,可以对其他犯罪免于惩罚。”这里边的“其他犯罪”指的是什么?必须是不以人身损害为目的的犯罪,比如劫囚、偷东西。为什么这类“其他犯罪”自首可免?因为这类犯罪的刑罚远比人身损害罪要轻。而谋杀是什么性质的犯罪?谋杀就是要杀人,杀人就是谋杀的目的。谋杀在所有人身损害罪中是量刑最重的。凭什么减免呢?!这些原则,以许遵的道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却偏偏要做这样的文字游戏,为阿云脱罪!而他只是在为阿云脱罪吗?皇帝都开恩免阿云一死了,许遵还不依不饶,死活要逼迫司法界接受他的解释。许遵走得太远了。

而王安石却坚定地站在许遵身后,为许遵辩护。到这个时候,阿云案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阿云生死问题,而是关系到定罪量刑原则的司法大讨论。具体说来,阿云案的判决结果,将影响宋朝法律中有关谋杀罪是否适用自首减刑的原则。许遵与王安石主张谋杀自首可以减刑,司马光反对。王安石说,允许在阿云案中适用自首减刑原则,可以鼓励自首,为罪人开自新之路。而司马光则担心,这种“自首”实在是太“便宜”了—人已经在审讯室里了,眼看着不招是死,招就有活路,是个人都会自首;而自首就可以活—这绝不是为罪人开自新之路,而是助长杀人者气焰,让小人得志,良民受弊。

站在司马光身后的,是中央和登州的绝大多数司法官员,王安石这边似乎只有一个许遵—当然,真理是有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神宗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王安石在神宗心中几乎是“神一般的存在”,而司马光的道德学问也是当世一流,两位翰林学士对阿云案的意见分歧如此之大,怎么办?神宗下令举行第四次复议,扩大讨论范围。第四次复议的结果是赞同王安石—许遵。于是,神宗最终决定按照王安石的意见终结阿云一案。熙宁元年(1068)七月三日,神宗颁布诏书,宣布谋杀已伤犯罪可以适用自首减刑原则。可怜又可恨的登州姑娘阿云保全了性命,宋朝对谋杀案的审判原则也出现了重要调整。王安石的意见上升为国家意志,谋杀未遂已伤自首减刑成为法律新规。司马光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归还是发生了。

阿云案结案了,由阿云案所引发的司法讨论还远未结束。皇帝可以用权威对阿云案做出终审裁定,修改司法原则,也可以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这一原则,却无法说服所有官员在情理上接受它,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多数官员对阿云案仍然心存保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阿云案所引发的司法争论还将继续发酵、升级,乃至引发高级官员的对立、分裂,有人因此气死,有人因此遭遇贬逐。而司马光终其一生,从未改变自己对阿云案的观点。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此处需要为司马光辩一大诬。在宋人所留下的文字记载中,在尊重史料的学者所作的论述中,我们再也没有发现有关阿云的任何消息。可是网上却有一种无耻贪婪、无知无畏的写手,为博取点击率,妄言司马光在执政之后重审此案,杀害了阿云。司马光何辜,于千载之下,受此奇耻大辱!我曾反复阅读史料和相关论著,并请教了宋代法制史专家戴建国先生,确认判断无误。谨于此处郑重声明:司马光所追求的是以司法正义维护公序良俗,追杀阿云之事,是当代无良写手泼在司马光身上的脏水,与司马光无关,与宋人无关。

摘选自《大宋之变,1063-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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