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得斋记丨无心插柳柳成荫

全文艺

□杨新元

时光飞逝,带走似水流年;陈年旧事,如梦在眼前浮现。

当静下心来,回首往事,恍然如梦,发现在自己人生的某些时刻,总有一些人或事,令自己感慨良多。比如我写《全国著名企业家冯根生率先罢考》 的前前后后。

有一句老话,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说的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很想把一件事做好,为此花了许多的心思和精力,可是,却事倍功半,结果不尽如人意。而有的时候,就是随手一做,事前根本没有想那么多。结果,反而事半功倍,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好结果。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慨呢?因为,在我四十多年的新闻生涯里,曾经多少次为了写好一篇稿子,采访回来后,几天几夜都睡不稳,脑子里就是提炼主题,构思文章,推敲标题,真是煞费苦心。很想写出一篇好作品,读者反应好,社会反响大,成为自己新闻生涯的精品力作。然有时期望越高失望也越大,稿子见报后,反响平平,大失所望。

而《著名企业家冯根生率先罢考》这篇稿子,是我在两个多小时里一气呵成的。事前没有想很多,就是感到罢考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应该写出来。题材也不是事前框定的,而是随机产生的。这篇文章自我感觉没有花多大的力气。然稿子见报后,全国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内的几十家报纸纷纷转载。许多省市的政府部门围绕报道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整改,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罢考冲击波。

一篇稿子见报后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这在全国新闻界也属少见。虽然这篇稿子文字不长,却成了我新闻生涯中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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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与冯根生在一起。作者介绍,这张合影一直压在办公桌玻璃台板下,等到退休时想拿下来,已经粘在台板上了,结果就是多了一块块的白点子。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然而,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那是1991年10月21日,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然对我来说,这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当然,这是事后我才感觉到的。

金秋十月,杭城丹桂飘香。

早晨,我到办公室处理完事情后(当时我任浙江日报驻杭州记者站站长,在市府大楼办公)突然想起,已经好久没有冯根生的消息了。于是,我决定去杭州第二中药厂(中国青春宝集团的前身)去看看老冯。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已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而浙江省的企业家领全国改革风气之先。海盐“二轻”的步鑫生、萧山“万向”的鲁冠球、杭州“华日”的陈励君、都是在全国叫得响的人物。杭州第二中药厂的冯根生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然那一天,冯根生好像很不爽。因为,当我驱车来到第二中药厂时,刚走到办公区,老远就听到老冯宏亮而略带沙哑的声音:“现在真是越弄越不像样了,一天到晚考厂长。现在的厂长本身已经被市场竞争弄得焦头烂额了,还要进行这没完没了的考试,企业的经济效益到底是靠考出来的还是做出来的?” 

看到好朋友到了,冯根生就激动地站起来,甩着手里的通知对我说:“你是新闻记者,你倒来看看,现在这个厂长还怎么当?!厂里这么多事要管,上面还没完没了地要考试!光这个月就收到了三张考试通知,连计划生育、植树绿化都要笔试。我已经想好了,罢考!”

对这些国有企业厂长的忙与难,我这个媒体人是清楚的。

当年的情形是,在经历了多年风风雨雨的考验后,中国的国有企业进入了一个改革的重要阶段。新旧体制、新老观念的碰撞日趋激烈。一方面,国有企业艰难地在夹缝里生存,争取经营自主权,呼喊上面为企业“松绑”;一方面,企业的主管部门死板地搬用老套路,用各种形式主义的评比、检查、考试、摊派、验收等等,把企业紧紧地束缚在规定的范围内。

从这个角度想,我觉得冯根生的罢考不是意气用事,而是一个企业家深思熟虑后的改革之举。

我说:“老冯,有些地方是要硬气点。不考,天也不会坍下来。” 

当天晚上回到办公室,我急就了一篇《全国著名企业家冯根生率先罢考》的稿子。 

拿去给冯根生审稿时,我说:“老冯,这篇稿子如果发出去了,你可能会得罪一部分企业主管领导。是有一定风险的。”

冯根生掷地有声地说:“我考虑过了,与其在沉默中苟安,不如在沉默中暴发。我们国有企业再不搞活,国家经济如何搞上去?!与国家这个大局比,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说完,冯根生郑重地在稿子下方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1991年10月30日,《钱江晚报》一版刊登了《著名企业家冯根生罢考》的消息: 

“现今的厂长们,在怕检查、怕乱摊派、怕滥收费、怕“衙门作风”之外,还有一怕:怕考试。”

“全国著名企业家、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冯根生10月21日对记者说:‘现在一天到晚考厂长,什么安全知识、财务制度、劳动工资、经济合同,甚至连计划生育,都要厂长考试,好像厂长是万能博士。今年以来,我干脆一律罢考。’他要求政府部门管一管这种现象,让厂长们集中精为把生产经营抓好。 ”…… 

11月10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转发了这条新闻,题目改成《考试没个完,厂长叹苦经》。

1991年10月30日的《钱江晚报》第一版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天的《人民日报》一到读者手中,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连中宣部一位部领导也亲自给冯根生打电话。

“叮铃”,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冯根生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老冯,我是北京,中宣部老徐。你这个胆量真大呀。”

“噢,是徐部长,好久不见。你说什么?”冯根生与徐部长是老朋友了,他几次来过中药二厂,每次到北京,有机会冯根生总要去探望他。

“我说你这个罢考。”

“好不好?”

“好!就是要罢考!中国的形式主义太多了。”老朋友旗帜鲜明地说。冯根生感到一阵温暖。

中宣部,那可是中国最高的管宣传的部门了。连中宣部领导都支持自己罢考,冯根生又感到自己心里踏实多了。

事后,冯根生对我说:“理解万岁,我们这批厂长太需要人理解了。”

罢考,在中国的历史演进中,确实是一种被认为是犯上作乱的举动。罢考者,一般都没有好下场。比如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封丘王逊等人闹“罢考”,惊动了皇上。为首的王逊和范瑚,就被判斩立决。

当然,在267年后的新中国,罢考者被判死刑,那是不可能的。但冯根生是国有企业的厂长,上面因此给你一点处罚甚至撤了你的职,那完全是有可能的。冯根生曾告诉我,他是有被撤职的思想准备的。

许多人,包括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纷纷给冯根生打电话或者写信,对他的行动表示支持。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冯根生罢考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已经夜深人静了,冯根生却躺在床上一直不能入睡。对这篇文章能在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上发表,冯根生有一种扬眉吐气的舒畅感,特别是《人民日报》的编辑还专门为这篇文章配了短评,可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不过,他心中也隐隐有一丝不安,倒不是怕有人、特别是领导部门对自己产生误解,这一点,在决定罢考那一刻起,就已经有思想准备了。他担心的是群众对自己的行为会怎么看。会不会把自己的罢考看成是狂妄自大?认为冯根生仗着自己名气大了,就卖老资格。如果产生这么一种影响,那么,自己罢考的初衷就完全达不到了。

忽然,床边的电话铃响了,冯根生赶忙拿起话筒,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喂,是冯厂长吗?今天我看了你罢考的报道,实在激动得睡不着觉,所以这么晚了还给你打电话。冯厂长,我们向你表示感谢,你说出了我们企业家大家都想说而一直不敢说的话;同时,我们要向你表示慰问。”原来是台州的著名企业家、台州市工商联合会会长、黄岩利民皮鞋总厂厂长池幼章打来的。

冯根生说:“你们慰问我干什么呀?”

“你率先罢考,肯定要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所以,我们台州的企业家们一致要求我给你打电话,向你表示慰问。”冯根生平时与池幼章来往不多,然这一次,他却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支持自己罢考。冯根生心头不禁感到一股暖流。两人在电话里谈了许久。不知不觉中,东方渐渐白了。反正睡不着了,冯根生干脆就起床了。

冯根生一早来到厂里,刚在办公室坐下,副厂长黎豫杭走进来,对他说:“冯总,你率先罢考的报道,在企业家中引起的反响很大,大家都说你这个头带得好。昨天我到市里开会,杭州的几位企业家碰在一起,都说起你这篇罢考的报道,大家赞扬你的勇气,说你为企业家们说出了想说而一直不敢说的话。”

“老实说,我心里也十分明白,我罢考,按照老说法,就是犯上,那些官老爷们心里是不高兴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一双小鞋子穿了。不过,我既然做了,也不怕穿小鞋。”冯根生笑笑说。

那天,我打电话给冯根生,告诉他,杭州市市长卢文舸对冯根生的罢考之举十分支持,上午准备接受我的采访。

冯根生十分高兴,他对我说:“等一会你采访卢市长,代我向他表示感谢。”

冯根生 作者供图

杭州市政府原来地处市区南端,坐落在人民大会堂的对面。

这里,树木蓊郁,小桥流水,一幢幢三层的小楼构建起杭州市的权力中心。自从冯根生罢考的报道发表以后,在这个中心的各个部门中,人们也议论纷纷。

市长卢文舸,近五十岁年纪,文革前的浙江大学毕业生。曾在北方工作过,养成了他豪爽、果敢的性格。调回浙江后,当过工厂的厂长,省电力局的领导,对基层的情况比较了解。到市里主持政府工作后,他一直致力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但是,习惯势力的影响、老观念的阻碍,往往使很多改革的措施很难奏效。他深深感到,改革,首先要用先进的思想作先导,要在干部群众中倡导新思想、新观念,这是政府推出改革措施能否奏效的基础。因此,当他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冯根生罢考的报道后,敏锐地感到,这是对旧思想、旧观念进行冲击的突破口。于是,他在百忙中,欣然同意安排时间,接受我的独家采访。

在卢市长简洁而有书卷气的办公室里,我们开始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对话。

“卢市长,‘冯根生罢考’在全国各地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杭州市各界也议论纷纷。你作为杭州市的市长,对冯根生的行动有何看法?”我知道卢市长工作很忙,因此一下子就直奔主题。

“我理解冯厂长。”卢市长也快人快语:“我也当过厂长。现在,考试、评比、检查、验收,还有各种摊派、文山会海,厂长真的吃不消啊!一个企业,生产经营是中心,职工吃喝拉撒厂长也得管。长年累月,鸡叫出门、鬼叫进门,厂长们已经够累了。我们的政府部门应当体谅厂长的甘苦,少一些不必要的干扰,多为他们做些服务工作。”

“我认为,冯根生‘罢考’,就是向我们政府部门发出的呼吁,向各种形式主义发出的挑战。”

“你反对一切考试吗?”我又问。

“不!我理解冯厂长‘罢考’,并不是鼓励厂长们放弃学习,不是一概否定必要的岗位培训。而是说,我们要解决好厂长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学习、培训应该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对搞好生产、经营起促进作用,而不应该成为形式主义的干扰。”卢市长思路清晰地回答。

“现在,有些人只看到冯厂长罢考行为的过激一面,认为假如人人都像冯厂长一样,政府部门就没法工作了。却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这一行为中来反思自己的工作。我认为,从罢考一事,我们政府各部门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工作可做。一是从现在起,就应该切实转变观念,强化对企业的服务意识,采取更科学的管理手段,配合而不是干扰企业的生产经营;二是各部门都应该对前一阶段的工作做一番回顾,把那些不必要的检查、评比、验收、考试都统统停下来;三是市政府要着手制订有关规定和制度,依照《企业法》,把检查、评比、考试等规范化。我们的政府各主管部门,都应该从冯根生‘罢考’中举一反三,反躬自问,把这作为契机,进一步理顺政企关系,改进机关作风。”卢文舸深思熟虑地说。

窗外阳光灿烂,把卢市长的办公室照射得暖洋洋的。卢市长办公桌上的一盆文竹,青翠欲滴,几颗嫩芽,从土里伸出脑袋,向上生长。新的生命,正向世界展示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

11月25日,在转发《全国著名企业家率先罢考》一文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对杭州市市长卢文舸的专访《体味厂长甘苦,多为企业服务》。

本来已经十分热闹的罢考风波,又掀起了新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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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国药传人》,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从市政府的各主管部门,到许多经济综合部门,长期按部就班的人们都感觉到一场改革的风暴正在袭来。

《体味厂长甘苦,多为企业服务》的报道刊发后,杭州市许多部门当天就组织学习,开展讨论。人们在扪心自问:“我应该为减轻企业负担做些什么?”第二天,杭州市召开了部分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座谈会。

市计委副主任马时雍,是从基层厂长提拔到市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岗位上来的,对厂长们的甘苦十分了解,他率先打开了话题:“这几天,人们对冯根生罢考一事议论纷纷。作为一个市主管部门的领导,我也想得很多。我认为,冯根生罢考,不仅仅是反映了有关部门无休止考厂长这个事实,其实质是向我们主管部门提出了一个应当如何为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搞活大中型企业的问题。”

马时雍深有体会地说:“10年前,我也当过厂长。同那时比,我觉得现在的企业负担确实过重了,厂长经理难当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许多部门都直接插手企业的工作,无论考试、验收、评比,样样都要厂长出面。因此,厂长即使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也难以让某些人满意。长此下去,厂长们哪里还有精力去考虑企业的生产经营大事?我知道,像冯根生那样被各种各样的考试、评比、检查、验收等搞得焦头烂额,有苦却不敢说的厂长已不是少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主管部门反思。”

“对,让厂长们没完没了的考试,应付各种形式主义的检查、评比、验收等,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大趋势的行为。”市委办公厅主任杨树荫接着马时雍的话题说:“现在,搞活国有企业己经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政府的主管部门应当多考虑如何为企业搞活创造条件,而不能满足于搞形式主义的东西。”

尽管都是政府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尽管大家都知道冯根生的罢考之举,是对政府主管部门工作的不满而产生的过激行动,但是,这些负责人都给予充分的理解与支持。

市体改办主任湛青十分激动地说:“现在,有一些人对冯根生罢考很反感,认为这是冯根生狂妄自大的表现,我觉得这是很片面的。冯根生为什么会罢考?如果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不是随意地干涉企业的各项工作,我说冯根生就不会罢考。所以,我们主管部门应当从现在开始,充分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为企业搞好协调服务,主动克服当前厂长经理考试多、对企业检查多、验收多等不良倾向,让厂长经理能集中精力搞好生产经营。”

这次座谈会后,杭州市的各政府主管部门就迅速行动起来。

市经委通过检查,立即停止了除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以外的一切考试。杭州市二轻工业总分司还把精减会议、减少文山会海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可发可不发的文件、报表都一律不发,妨碍厂长经理正常工作的考试都停了下来。

冯根生的罢考之举,正以其振聋发聩的声势,荡涤各种形式主义的观念和思想,为理顺政企关系、改善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那段时间里,我一连采写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厂长争相谈罢考》《开明婆婆谈罢考,举一反三议改进》《市长谈罢考,出语动人心》《杭州市机关提高办事效率》等稿件。

八    

1991年金秋。上海。

杭州冯根生的罢考之举,引起了上海新闻界的极大关注。

冯根生曾激动地对我说:“上海是一评两评,评到八评 。‘劝冯根生应考’‘赞冯根生罢考’,弄得上海轰动啊!”

首先关注这件事的,是年近七旬的老报人熊永石先生。这位已在新闻岗位上默默奉献了50多年的老人,以其敏锐的新闻嗅觉,感到了蕴藏在冯根生罢考这一报道中的丰富内涵。

我与熊永石先生是忘年交。那天,他收到我发给他的稿子后,立即打电话给我:“新元,稿件我已收到了,十分精彩。这篇稿子问题抓得相当好,我们准备立即刊用。我建议你把报道再抓下去,进一步扩大影响。”

听到同行又是老前辈的鼓励、指点,我也有点激动,对熊永石说:“我初步设想,就是采访杭州市市长,并召开杭州市政府部门负责人的座谈会,把罢考的讨论一步步引向深入。”

“对,这篇报道提的问题有穿透力,肯定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作为作者,一定要密切关注各界的反应,把文章做深。请同时向本报供稿。我们一定会认真处理的。”

作为上海《新闻报》总编辑的熊永石,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全国著名企业家冯根生率先罢考》的新闻。接下来,又连续刊登了一系列的连续报道,在上海引起很大反响。《解放日报》与《文汇报》也立即派出记者赴杭州采访。

冯根生已好久没有这么忙了,中药二厂也好久没有这么宾客满座了。自从三年治理整顿开始以来,由于企业经济效益急剧下降,冯根生也渐渐被人们淡忘。然而,由于罢考这一契机,冯根生又一下子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仅浙江省、杭州市的各家媒体走马灯似地在厂里进进出出,连毗邻的上海几家媒体也接连采访冯根生。

冯根生一早就等在办公室里。

《文汇报》记者前一天预约要就罢考一事采访他。时钟刚敲过9点,《文汇报》的记者们就来了。一阵寒暄后,记者就直奔主题。

记者问:“冯厂长,你当了几十年的厂长,为什么现在想到要罢考了呢?应当说,过去考厂长的事也是不少的。”

“对罢考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逐步认识的思想过程。中国有句老话:‘出头的椽子先烂’。老实说,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来出这个头。”冯根生实事求是地谈起了自己的想法:“有一件事对我有很大的震动。我有一位很熟悉的企业家,工作一直很卖力,企业也管理得很好。可是,由于要处理厂里生产经营上的一件急事,没有参加上级规定的考试,结果,领导大会小会反复批评,最后,还把他的劳模称号也抹掉了。他不敢公开说出来,只会悄悄地流眼泪。”

“这些年来,我的亲身感受是,形式主义的东西越演越烈。那位厂长的遭遇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老实说,我就听说上海的许多厂长经理也都对没完没了的考试表示不满。”。

“我这些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形式主义的东西喜欢到国有大中型企业去摆弄?我也熟悉许多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他们的考试、评比、检查、开会等就比我们少多了。有人说,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不及乡镇企业,是因为我们的厂长经理的素质不及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这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

“老实说,这种评价我是不服气的。打一个比方,我们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受到束缚的‘老虎’,而乡镇企业是放开手脚的‘猴子’。缚手缚脚的‘老虎’,力气再大也跑不过猴子的。”

“所以,我认为,‘老虎’要焕发活力,就要去掉它们身上的绳子,给它们松绑,让它们放开手脚到山头上去竞争。”

“冯厂长,你这个老虎、猴子的比喻很形象。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你带头罢考,政府有关部门的同志会对你反感的。”记者插话说。

“这个问题我其实老早就想过。我也听说,一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就很不高兴地说,冯根生叫我们对企业的事情不闻不问,那不是叫我们吃干饭?其实,这些同志是误会了。我提出罢考,不是与政府部门唱对台戏,而是呼吁政府部门对企业多支持,少搞点形式主义。”

冯根生说:“就说考试吧,我也不是绝对反对考试。有些国家规定的厂长经理必备的知识,我认为考一下也未尝不可。请一些新厂长参加上岗培训和考试也应该。我反对的是现在太多太滥的考试。什么计划生育、植树绿化、劳动保护等,这些工作每个企业都有专职干部分管,用不到厂长一个人包下来。现在全叫厂长一个人来考,你们说有这个必要吗?”

冯根生滔滔不绝地说,一边说,一边还挥动着他的手臂。几位记者手不停地记,不时插上几句。

《文汇报》的记者对冯根生说 :“冯厂长,你今天谈的观点,我们觉得非常好。我们打算以你的名义,先发一篇稿件,讲一讲你罢考的理由,不知你意下如何?”    

“可以。我上午讲了这么多,归根结底一句话,‘老虎’不需要束缚,需要的是助威。”冯根生说。

“好,就用这个标题:‘请为老虎助威’,通过这篇文章,先把你罢考的理由讲充分。”《文汇报》的记者也激动起来。

当天下午,《文汇报》记者就写出了“请为老虎助威”的文章,立即传往报社编辑部。12月3日,《文汇报》第一版刊登了冯根生这篇充满改革精神和热切期望的稿件。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上海的《文汇报》与《解放日报》都拿出了相当多的版面来刊登冯根生罢考的文章。《文汇报》在一版专门开出栏目,讨论冯根生罢考。一会儿是“赞冯根生罢考”,提出:“厂长不是万能博士,哪能没完没了地接受各种考试?”一会儿是“劝冯根生应考”,说:“你冯根生不应该狂妄自大,人家都在考试,你为什么要罢考?还是老老实实多学习,老老实实去参加考试。”一会儿,又发表“解铃还需系铃人”,提出:“要解冯根生之难,恐怕还要从上级部门做起。主管部门要在思想观念上来一番转变,使机关工作围着基层转,为企业服务,而不是相反。”一会儿,又是呼吁:“让厂长经理轻装上阵”。《解放日报》也先后发表了“‘罢考’之考”以及一系列评罢考的文章。

一时间,沪上处处议罢考,各界人士对冯根生罢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媒体的报道,也引起了上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一天,上海市分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顾传训,专门把市政府的相关部门负责人找来,了解上海有否考厂长问题。当他了解到,上海的厂长经理都十分关注冯根生罢考的报道,对本市一些考厂长的做法也颇有意见时,就指示要充分听取基层的意见,尽快采取措施改进。同时,在《上海市政府信息》1991年第269期上,顾传训又专门作了批示:经委发一个通知,应当停止对厂长的一切考试,如确实需要增强某方面知识,可由经委统一研究,一个口子负责。

冯根生罢考,在全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北京、上海、云南、贵州、广西、广东、东北等地的企业家,纷纷赞赏冯根生的罢考之举,并就有关问题展开讨论。而问题的讨论也逐渐超越了“罢考”这一具体事件,广泛涉及了如何理顺政企关系、切实转换经营管理机制等。

冯根生的罢考之举,以其振聋发聩的声势,荡涤各种形式主义的观念和思想,为理顺政企关系、改善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今,冯根生已逝去3年,回想起“罢考”一文的前前后后,依旧清晰如昨。写这篇稿子,也成为我永不磨灭的记忆。

作者杨新元,中国作协会员,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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