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梁鸿:所有的悲欢都因我们试图相通

全文艺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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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人梁鸿。

跟梁鸿对谈的那几天,这位中国当下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正忙不迭地动用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对付”没几天就要中考的儿子。家里茁壮成长中的“后浪”正在以越来越自成一格的“新思维挑战前浪,母亲因辩不过少年给她上的哲学科学课“,时有困扰。梁鸿是一位不够洒脱的母亲,这些年无论多忙,她一直不曾缺席儿子的成长,陪儿子度过了很多的阅读时光,直到现在,她感觉到不完全是她在教他,他也在教她。

作为一名中年女性,她几次提到她家“少年”,说刚才在给少年改作业,拳拳之情不亚于我们身边任何一个操劳的母亲。然岁月流逝,母职身份似乎从未干扰这位女作家以破竹之势,拿出一部又一部有份量的作品。

生于1970年代的梁鸿,尽管从“梁庄”出发,这些年早已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但梁庄的泥土仍在她脚下,梁庄的“神圣家族”还有更多的声音想发出。新长篇小说《四象》,里面的乡土人物生于斯,埋于斯,他们的根与魂缠绕故乡,从未离开过“梁庄”。

这些年,梁鸿是执着的乡土中国的亲历者与观察者。一个爱与痛纠缠,在中国城乡大迁移中归去来兮的“梁庄”横空出世。在以“梁庄”为主场的叙事上,梁鸿又尝试了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跨越。

《四象》是《梁光正的光》之后,又一部更特别的长篇小说。主角是一个在墓地边放羊的精神病人和三个亡灵,就像梁鸿在“后记”中说的,死者不会缺席所有的人间悲喜剧。《四象》跨越生生死死、阴阳两界,也有人评论,梁鸿写的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中西方文化不同。比起死,中国人的乡土文化更爱谈论生。死有时甚至是忌讳去谈的。我好奇梁鸿如何在写作此书的日子里面对那么多已经作古的梁庄人,她说,“其实还是有压力的,但有的时候就是你在写作过程中,这又是一个故事,你在摆弄框架,又有一个疏离和创造的感觉,所以也并非是那么完全的压抑。”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写《四象》的日子时,梁鸿确实经常会梦到一些人物。“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对我内心影响挺大的,我觉得自己写作以后真的是‘人我不分’,‘人戏不分’的那种疯魔状态,经常会有这样一种恍惚,做梦本身就是那种恍惚状态,也可以称为迷醉状态。”

梁鸿笑称自己不太女人,很多人都说她特别不像女性,不过熟悉她的朋友,又能发现她其实又有非常女人的感性的一面。她在倾听别人的故事,或叙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非常容易进入一种与他人“共情”的状态。

听着听着,说着说着,她时常眼圈红了。

在生活中,梁鸿泪点有点低,但写作中的梁鸿,却时常提醒自己克制情感。

“我会有意识的去克制一些抒情性的东西,但总体而言,那种感性的东西,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写作和生成力量的起源,而不应看成一种阻碍,最终你不管是用冷峻的笔法,零度叙事的笔法,还是什么样的笔法来写,情感这东西都应该成为你最初生成这个文学作品的一个根本。”

《四象》注入了梁鸿极大的情感,《四象》又是一个寓言,小说经过春夏秋冬,经过自然的荣枯,有各种残酷又粗砺的描写,生命来了又消失了,她勾勒出百年来乡村社会的生态,这“四象”,仿佛同时受着时代风云变幻和乡村宗族自有生存法则的双重作用力。

书中有一句话,“人得有根,人无根则无性”,那么梁庄的百年(事实上不止百年历史),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

梁鸿说,她所说的“根”,可能更多地是指一些恒定的东西,譬如大自然,譬如人类灵魂中对善良纯真的敏感。这些东西所派生出的,譬如对家的爱,对历史的关注,等等,这是不变的东西。

“反而,对于‘村庄’本身的兴衰,我倒并不真正在意,那只是物质的载体。‘梁庄’给予我的归属感,不是‘村庄’这一形态本身,而是村庄里面所包含的生命、岁月和记忆,它们和那条河,那片墓地,那些房屋一起,构成一个人认识世界的起点。”梁鸿说。

接下来的写作,会不会“离开”梁庄?梁鸿透露,写完《四象》,她手中还有好几个题材在琢磨,她相信肯定有一天,她会脱离梁庄、家族的这个叙事中心,打开另外的天地。

“突然一想,原来真的是跟家族关系还始终没有脱离,但是我觉得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毕竟还在生,还在活,有一天你一定会跋涉出来,会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其实有另外一部小说,我已经准备了十几年,光提纲都写了好几万字,一直在那放着呢。”

梁鸿,中原女性的身体仿佛是一个蓄满情感的仓库。一生很长,她还会写很多很多的作品,完全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下的意思。

谁知道呢,在梁鸿身上,你会相信: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有无限的可能性。

以下是梁鸿与本报记者的对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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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梁鸿在梁庄的一家院子里和孩子们跳皮筋。

【父亲更加具体,母亲偏于抽象】

钱江晚报:时间过得真快,印象中好像你不久前才在杭州,我们一起做了你的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的钱报读书会,你还以此书获得了春风榜白银图书奖(虚构类),作为一位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这么快地突破自己,又拿出了《四象》,这样的快速和迅猛的突破,在国内图书界刮起了一股“梁鸿风”,您是怎么做到的?

梁鸿:是啊,时间真是太快,转眼间已是三年。但是,其中每一天又是很艰难的,现在还能回想起写《四象》时为一个词删删改改、到最后一筹莫展的日子,真是漫长无比。总体而言,还是因为想写,有写作的强烈愿望,这个念头支撑着往下写。其实,没有哪一个作家是“功成名就”的,面对新的创作,都如小学生一般忐忑不安。

钱江晚报:《四象》的灵感,从您的后记看是来自于父亲,但因为父亲的故事已经用一部长篇小说来交待了,所以这部《四象》虽因为父亲而起,却找不到父亲的身影,还是父亲的身影你埋在了我们不易发现的地方?那么母亲的形象呢?你后记中也提到母亲很早就离世了,在构思《四象》时,有没有想过为母亲的亡灵找一个发声的机会?

梁鸿:你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四象》中父亲只是一个起源(但这个起源非常重要),文本中确实没有他的存在。是的,在《四象》后记里,我提到是“站在父亲的坟头”,实际上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合葬在一起。我自己有特别奇怪的感觉,父亲去世之后,母亲突然在我心中远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也许是父亲的性格太鲜明了,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父亲在我生命中留下了太过深刻的痕迹?他们两个人在我心目中占据不同的位置,父亲更加具体,母亲偏向于抽象?我想,终有一天,我会写母亲的,是她塑造了最初我与世界的关系——象征的、隐喻的、文学的关系。


钱江晚报:《四象》有四位主角,我关注到一点,是三男一女的构架,相比而言,十三岁就死去的灵子是“人微言轻”的,因为她的人生还没有真正开始过,我有点好奇,为什么不是一个更有份量的女性角色,比如一位三四十岁的女性来与另三位男主角达到一种抗衡呢?我们从灵子亡灵的心声看,她与大自然亲密,她渴望拥抱,也就是说,在人间作为一名乡村女孩,她非常缺爱,这也似乎触到了现在广大农村的社会现实,因为重男轻女,很多农村家庭女孩是很缺爱的,而很多男孩子哪怕生长在乡村寒门,依然在家庭内部受宠爱,不知稼穑苦。写灵子这个女孩时,您是否认为这是乡村女性最好的代言?我一边看书,一边在想,如果灵子是一个25岁的亡灵,她发出的声音会是什么样?

梁鸿:“灵子”很难成为乡村女性的代言。乡村女性的生命太过艰难,需要更多的凝视和思考。如果一定要说“代言”的话,“灵子”可能是乡村少女的代言。她们在苦难和几近被遗弃中生长,大自然是女孩唯一的倾诉对象,也是唯一让她感受到生命还有快乐的地方。如果灵子25岁,我想,生活的真相已经在她面前展开,她的死亡原因可能会是婆媳矛盾、丈夫家暴、生不出儿子,等等,那可能会是一个愤怒的、但却无奈的声音。

钱江晚报:如果灵子25岁,是不是成了贾宝玉眼中的乡村俗女子,而不是“水做的女孩”了?所以你为了呼应一种纯美的大自然的美,让同样纯美又孤独的少女灵子来与大自然的一花一草对话,以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

梁鸿:其实灵子身上,是一种人类的前现代状态,她与自然是浑然天成的关系,所以我们经常容易把它看成一种文化的所指,但其实这是人的生命在混沌状态下的一种表现,我不愿意把它简单地归属为文化。你到成年之后,你结婚生子,经历的生活各种困难,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达到这种状态了,但是灵子的这种特性作为心灵的一角应该一直在的。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变老,不可能永远纯真,也可能我们的理解更加深沉更加复杂了,但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真的是越来越浑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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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梁庄”的河。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来梁庄】

钱江晚报:《四象》仿佛给梁庄打开了更宽阔的一个天地,百年的历史演变直至当下,地上地下二重奏,多声部,可以说有一部交响曲的体量,虽然这个长篇在长篇小说中从字数看体量并不算大,如果从书出世的现在进行时来算,《四象》跨越了三个庚子年,您准备写这本书,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从纪实梁庄、虚构梁庄,到打通地上地下,跨越百年的魔幻梁庄,“梁庄”这个梁鸿创造的地理符号,还将怎样生长下去?

梁鸿:对《四象》而言,“梁庄”可能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中国大地上的村庄,与真实的“梁庄”之间是亦真亦幻的关系。因为每一个村庄都可能有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但就我自己而言,“梁庄”是一棵不断生长的大树,是那条永远奔腾的大河,是那个有着墓地的高高的河坡,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来到这里,生活、创造、失去,最终生成一个新的“梁庄”。

钱江晚报:《四象》里的那个反复出现的河坡,记得好像你在一个回故乡的纪录片里也出现过,您本人在河坡那里,站着蹲着,在河流边和村庄和废墟边追溯河坡边这些神圣家族的过往,而您自己也是梁庄的女儿,是其中的一份子。梁庄因为地处中国中原,人口大省的中原河南,您通过多重写作,是否认为梁庄的自然风物与生生死死,可以指代中原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一切人间悲喜剧?梁庄可以涵盖吗?如果不能,那么又有什么样的乡土中国不在其中呢?

梁鸿: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这是人性本质的狭窄之处,但是,另一方面,人类所有的悲欢又都来源于我们试图相通,所以,才有欢乐、嫉妒、愤怒、悲哀,等等。再回到你的话题上,“梁庄”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中原大地乡土中国的悲喜剧,它是人类试图相通的一种样态,是人类情感大家园中的一份子,其内在的情感是普遍性的。

钱江晚报:近来看到作家梁鸿与导演贾樟柯的频频互动,你们都是生于1970年代的中原人,汾阳是县城,梁庄是乡村,感觉你们虽有文字和影像的呈现的差异,但对于当下乡土中国、中原故乡的言说似乎特别合拍,梁庄、汾阳都成文学上的地理符号,接触下来,你觉得和贾樟柯最相通的地方是什么?有没有因为分歧而碰撞过?

对一个作家来说,私人生活经验,比如乡村的、小镇的、县城的、都市的生活经验是否是写作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生活经验可以覆盖的区域才是作家的舒适区吗?您有没有想过打破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写作?(当然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我们知道您的间接经验也是非常强大的)

梁鸿:可能都还是关注中国小城小镇的普通人生,对那里的人们有天然的理解力。无论生活在任何地方,私人经验都是写作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这里面的私人经验也包括个人的知识倾向、精神生成,不单单是外部环境。即使是“打破”或“冲破”私人经验写作,那里面仍然会蕴藏着无数你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认知。文学可能是与创作者个人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活动。每个人的心灵都有无数角落,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写与村庄较远的作品,但并非就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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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贾樟柯导演的纪录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该片在2020年的柏林电影节首映。

【作为一名曾经的“乡下人”】

钱江晚报:书中男主人公韩孝先,是梁庄少数实现了阶层突破闯出去的天才少年,学霸,本来可以说他的人生是镶了金边的,但他成了墓地边游荡的牧羊者,天才成为疯子,后来又通灵了,成了民间巫师这样的人,我们知道中国乡间很多地方是有巫师传统的,这类人受到一种另类的膜拜,因此后面韩孝先“通灵”后的一通奇遇虽然荒诞,似乎又并不夸张,您设计韩孝先的疯癫是非出于为了让他获得另外层面的精神自由奔放的功能呢,得有那么一个人跟“地下”发生关系,于是乡村学霸韩孝先被选择了,所以他就只能在现实中失败,脆弱地精神错乱,再次被打回乡村?但从现实来看,韩孝先似乎不能代表大多数冲出重围的“寒门贵子”的命运?在您看来,当下“寒门贵子”们的精神困境,与韩孝先这个人物呼应度如何吗?

梁鸿:我的着眼点不在于孝先“寒门贵子”的身份给他带来的困扰,而在于他内心的向度。中国人生最神秘的地方在于,每个人身上都有庞杂的神灵基因,儒释老道教,在你还不能观察并理解世界之前,它们就已经占据你的心灵。你的一生所做的不过是用所谓的现代知识、现代生活与你身上古老的神灵性博弈,我们看到,大部分中国人都失败了,年龄越长,越是容易回归到那些地方。孝先的存在让这些人的特性显现了出来。

从普遍情况来看,作为“乡村学霸”的孝先在这个时代先天具有脆弱性,因为你很难突破越来越严重的阶层分裂和阶层固化,他的“通灵”反而成为他走上历史舞台的途径。这很诡异,但是认真想来,在当代中国,却是一条非常可行的道路。

钱江晚报:记得多年前第一次因为采访给你打电话,你当时还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从教,您刚和父亲一起从一次《中国在梁庄》的外地走访中回来,您说身心都特别疲惫,甚至还有很多无法言说的遗憾和无力感,但是你一次次地出发了,在纪录,在观察,在创新,我们知道从您的个人经历来说,您并没有《四象》中韩孝先一开始那样的运气,并非一飞冲天考进名校,而是一步步地实现了攀登,您从一名乡村小学老师开始,一步步走出“梁庄”,走向中国,走向更大的都市,直到文化中心的首都,看起来,梁鸿真的是太顺了,几乎是“上天的宠儿”,敢问这段历程中,作为一名女人,或者作为一名曾经的“乡下人”,你有过怎样的艰难时刻?是否差点走不下去?

梁鸿:这个问题真的挺难回答,作为“女人”,作为“乡下人”,都是极具时代性的标签。这两个标签合在一起就是两重大山。我还记得初入城市时自己的害羞和种种局促,也记得别人的某种眼光。而作为女性,那些有形无形的压力就更多了,这可能是每一个试图保持自我的女性都要经历的状况。但我自己可能是一个较为单纯的人,只要是热爱的事物,我会坚持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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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梁鸿在《出梁庄记》中写的贤义的家。

【“桃花源”真的在乡村吗?】

钱江晚报:书里面的黑林子是种象征吗?有没有原型?感觉是在桃花源和人间地狱之间,是一组正反意象,为什么同时投射到黑林子这个特殊的地点上?你在构建一个新农村的桃花源,同时又很快打碎它,揭露它?

梁鸿:是的,“黑林子”确实是一种象征,因为整本书是带有很强的一种象征的味道,那样一个大院就曾经代表一种知识,一种现代开放的一个地方,然后变成一个黑林子,一个关押犯人的所在,一个历史的象征。同时“黑林子”也是现实生活里面一个点,你说一个污点也行,一个不能随意消除掉的,或者不能让我们绕过去的一个点,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受它的影响,所以在某种影响上,黑林子跟桃花源是一个相对应的概念。

其实我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从来没有“桃花源”的一个乡村,因为乡村里边住的也是人,只要有人,就有人性的各种挣扎,各种表现,而在中国,由于乡村是一个家族宗族为主的存在,所以他更多地体现出人在这样一种文化制度之下的挣扎,更多地显示出一种家族性和传统性,但是,这并非是人物唯一特性,它只是特性之一。所以我觉得,“桃花源”可能只是我们心中的一个乌托邦,一个理想,我们在城市也可以建造一个桃花源,只不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桃花源更多的指向乡村。

换句话说,其实“乡村”并不是一个终极所指,比如说当现在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当现代文明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把目光拉回到“乡村”,好像“乡村”里的种种才是我们应该有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晃动,这种悖反,特别值得我们思考,不管是“梁庄”、还是《神圣家族》还是《梁光正的光》,其实我都想避免这样一种终极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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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走出梁庄的乡亲。

四象究竟指什么】

钱江晚报:有个有趣的现象,作者可能对要写的生活和世界很熟悉,但对读者来说很可能是完全陌生的生活,比如作为一个江南的读者,打开《四象》的世界,很可能会有陌生感,我们注意到有人认为《四象》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但好像您个人说过您写的就是真实,《四象》世界里的气候、环境和人都是您熟悉的,但可能对我一个从小生活在江南的读者却是实实在在的陌生,您创作时,有没有想过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会有怎样不同的阅读体验?您是纯粹创造一个《四象》的世界,还是会在一些地方会考虑到读者?

梁鸿:在写《四象》时,倒真的是纯粹想创造一个《四象》的世界。但我不担心读者的问题。我觉得,对于南方读者而言,尽管外部的环境形态是陌生的,但其精神形态却是共通的,不管是在南方北方,中国西方。这就像我们在看《安娜 卡列尼娜》时,尽管我们根本不了解19世纪的俄国上层社会,但是,我们对安娜的情感,及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却是能够感知到的。

钱江晚报:韩孝先成为一个“先知”或“巫师”这样的人物之后,小说就顺其自然地写到了更多的社会世相,对当下社会种种怪现象有了强烈的讽刺性,我想起孟京辉的先锋戏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您打开的是一个县城的场域,可以看到“官场现形记”等等,《四象》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社会讽刺小说?你刚才提到的“神灵性”是否显示了中国生活和文化内部的某种脆弱性?

梁鸿:这样说也可以。是其一部分精神特质。

正如我之前所言,中国人生下来就被某种神灵性包围,它是我们的文化特质之一,犹如血液,非常难以清除。你的家庭、邻居、朋友等等,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大氛围,影响你的生长,所以我觉得这里的“脆弱”并非是个人性的,是一整个文化内部巨大的自我侵蚀力。

当然同时我觉得,这也与人类自身的虚弱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孤独的,向死而生的过程,这其实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坠落过程,所以人自然的,想寻找一种依靠,不管是信什么,上天入地,都要找到一种活着的意义。这时候特别需要一个人内在有某种坚定的东西。

钱江晚报:《四象》已经被媒体谈论过很多了,比如对庚子年的一些民间说法,使小说家也仿佛成了预言家,您觉得小说该如何呈现灾难?除了《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或者阿来的《云中记》,还有别的什么好的方法吗?

梁鸿:未来肯定还会有很多书写灾难的文学作品。应该会有更好的、我们意料不到的文学形式出来。我个人非常期待。

钱江晚报:《四象》的书名和小说中很多描述跟《易经》有关,用《易经》的脉络来展开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您个人有过怎样的接触,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经验,您是从求学后书本中获得,还是从小在乡村有这种浸润?

梁鸿:就像我在上面所说,中国生活内部一直有这样的神灵化倾向,包括现在的所谓城市,也是一样。尤其是,当你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并试图描述一种生活的时候,你发现,它们太日常化地萦绕在你身边,以至于你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但是,《四象》中的“四象”并非是要进行文化上的阐释,我更感兴趣的是它们在中国生活中的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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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夏天在西安采访,梁鸿皮肤过敏,头发只能扎起来。

”70后“女作家和她们的时代】

钱江晚报:曾经在中国文坛,生于1970年代的女作家作为一个当年的新群体,红火过一阵,用现在的话来说,她们中的有些人是当时的网红,或者说文学圈的流量担当,但时代更替,当年最青春最都市化的时髦的70后女作家,基本上已经赋格为“前浪”了,你是70后女作家中非常特别的一个,以你之前,好像评论家们也没想过,女作家原来可以这么写作,而且您是虚构、非虚构、文艺评论、当学者全面开挂,这么说来,40+的女作家仍然能有无限可能性吗?梁鸿为什么会成为梁鸿呢?从年龄层来看,近一点的是生于60年代的女作家们。比起写东北的成就很高的,如今也依然活跃在文坛的生于60年代的女作家迟子建等,70后一代作家虽然个体经验不一样,但在面对的世界上与迟子建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梁鸿:我从来没觉得年龄是个问题,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写呢,我最想写的还没写出来。我觉得,一个真正有活力的人从来都是浪花的最前端,不论年龄有多大,因为TA永远保持着最旺盛的好奇心,心灵是打开的。

70后一代的女作家起点很高,当初所谓“美女作家”的那一批有些已经不写了,但是其它70后女作家又慢慢出来。她们和迟子建老师那一代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她们的生活面更宽,精神取向更加多元,这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因此,作品既会良莠不齐,也有可能爆发出更好的作品。我还是很有期待的。

钱江晚报:贾樟柯说“梁庄太不女性”了,大家对女作家写出来的东西会有一种既定的想象吗?你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固化思维?至今你写的东西可以说彻底摆脱了小情小爱,跟以往70后女作家成为“网红”时的写作完全不一样,你在写作时,有没有被“女性”身份干扰过呢?还是写作的时候是完全忘记性别的写作?

梁鸿:可能大家有一种认知惯性吧。你或许说不清楚女性是什么,但你一定会知道,“这个太不女性了”。作为一个“太不女性”的女性写作者,写作时可能会忘记性别因素的存在,但因为你本人是女性,对女性命运的体会肯定不同于男性,所以,自然,多少都会些性别视角在里面。我反而认为,一个现代作家,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性别意识”是一种最基本的意识,这几乎可以算作是一个评价标准。这样说是不是太苛刻了?但应该就是这样。

钱江晚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您思考过知识分子写作这个词吗?河南是一个很大的乡土中国,出了很多作家,有以乡土写作见长的,也有以知识分子写作见长的,这两种写作,是否可以分野也可以汇流到一部作品中?我好奇的是,如果事先想到我这一部小说是要知识分子写作或乡土写作,会不会在写作中使用不同的话语方式?

梁鸿:当然思考过。“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等等名词是每一个能提笔写文的作家首要思考的问题。因为在当代的中国,这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词语,里面包含着很多社会存在,包含着你所身处的具体语境,包含你的价值立场,等等。就我自己而言,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不太喜欢“乡土/知识分子”这样截然对立的使用方法。我自己从来不愿意这样界定自己的作品。我觉得不管哪一种书写,关键还在于作家对所描述的生活的理解及写作的内部视野。

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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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邓州人。著有《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和《四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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