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阎连科的《她们》,想起生活中的“她们”

全文艺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孙雯

《她们》的最后一个故事,女主叫赵栀子。

读完她的故事,正好空气里飘来栀子花香。这种属于南方夏日的气息,被作家阎连科带到了不大会有栀子花的北方,以及那些不大会有栀子花的岁月。

《她们》是阎连科的新作,继2009年出版《我与父辈》之后,他以十年“等待”才经由磨铁图书捧出这部关于家乡女性的长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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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几乎写尽自己接触过的所有女性——母亲、妻子、姐姐、姑姑、婶婶……以及他未曾接触但在他的家乡无疑有着先锋想法和作为的女性。

自然,他想以笔下女性的命运,让读者窥见几代中国女性的生活经验和人生境遇,进而去观照生命的延续与岁月的变迁,以及新时代以来女性变化的生存条件与不变的生活困境。

书写《她们》的念头,起于十年之前,可阎连科却迟迟无法动笔,因为隔着性别的差异,“她们”让阎连科觉得熟悉而又陌生,直到有一天,阎连科突然明白,那些熟悉的“她们”,他的母亲、姑姑、姐妹、家乡的其他女人们,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母亲、姑姑、姐妹并无本质不同,她们都是一样裹挟在时代里,开启自己的人生和营生。

《她们》是一部散文集,但它也可以被当成一部小说来读,因为,阎连科提到“生活很早就像小说了”。所以,《她们》虽然被划分在非虚构作品之下,但完全可以看成是作者的一部自叙体小说。

《她们》的调子,让人读来颇有共鸣。

阎连科写的母亲,正是从那个时代与境遇中走来的所有母亲——

原来所谓的人生,其实也是一种语言与过程。我母亲要形容什么东西大,她用她的语言说:“大得和世界样。”要形容什么小,她说:“小得和人心样。”要说人的个子长高了,她说:“头发都扎到天上了。”要说谁的脾气坏,她说:“猪狗见了那人都不敢哼哼呢。”

他写的婚姻,也浸透了所有人步入婚姻之后的了然——

人世间有谁不是婚姻的受益者?又有谁不是婚姻的受害者?总以为,我和妻子的婚姻是一件挣脱和命定了的事。争吵、妥协、相安和白头,也都是为了挣脱和命定了的事。

年轻人是否会喜欢《她们》?书里的“尾声”是一种答案。

阎连科时常用手推车推着小孙女逛紫竹园。

推着推着她会叫我爷爷了。

推着推着她会下地走路了。

如同所有的祖孙,他们讨论“世界、物事和我俩结婚的事”。“想和我结婚你给我买两盒冰激凌、两根烤肠吃。”如果阎连科折中买了一盒或者一根,小姑娘就很严肃地威胁说,“结了婚,我还会和你离婚的!”

某一天,孙女趴在爷爷的耳朵上说:“还是我俩结婚吧,你老了我也那样推着你,也能让很多人扭头来看我俩。”原来,前方有一对洁净、气弱的老人,女的推着男的,从湖堤上走过。

这时,孙女就来推着爷爷的腰,像前方的那对老人一样。写到这里,阎连科说——

车轮流水,曲伸皆可,宛若日出、白云和彩虹都常年留挂人间了。

【抢鲜读】

母亲

小时候,觉得母亲语言罕寡,句句真理;中年后,觉得她说话更少,重在木讷了。到现在,我又觉得母亲口才甚好,自立逻辑,并且表达任何物事和理道,都有自成一派的言说风格和思维方式存在着。

原来所谓的人生,其实也是一种语言与过程。我母亲要形容什么东西大,她用她的语言说:“大得和世界样。”要形容什么小,她说:“小得和人心样。”要说人的个子长高了,她说:“头发都扎到天上了。”要说谁的脾气坏,她说:“猪狗见了那人都不敢哼哼呢。”

十五年前,医院诊断我母亲肺上有阴影,我和妻子及嫂子,带着她在北京的三家医院轮流检查和住院,最后有两家医院说那阴影也许不是瘤,而是年轻时有过自愈的结核症。于是我们拿着那结果诊断书,冲进母亲的病房告诉她,医院先前的检查是误诊。现在一切都好了。皆大欢喜了。母亲就接过她一字不识的诊断书,看了半天很慎重地问了一句话。

“真的是误诊?”

“真的是误诊。”

“是误诊医院就该把检查的费用还我们。是他们弄错了,还让我们担惊受怕一个月。照理说,他们错了退钱还应该再给我们一笔精神赔偿费。”

母亲的逻辑合理到宛若天空扣在大地上。为了庆贺母亲不是瘤,我们放弃了向医院索还住院费和精神赔偿费。头天办理了出院手续后,第二天中午一点的飞机我们赶往三亚去旅游。这是母亲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我让她坐在窗边上。飞机升到天空后,她望着窗外的絮絮白云说,有一年她种的棉花比这白云还要白。然后飞机遇到气流猛烈颠荡了,我吓得赶快去扶母亲,母亲却很平静地说:“没事儿,坐汽车也经常遇到不好的路。”谈完白云、棉花和道路,飞机上开始吃盒饭。我对母亲说:“这盒饭不要钱,是飞机上发的免费餐。”母亲就望着那盒饭,想了大半天:“世界上哪有不要钱的饭,会不会是人家把机票卖得贵一些,回头又说坐了飞机能吃免费饭——其实到最后,还是自己花钱买饭让人家挣了钱。”母亲说着看着我,像要从我脸上得到求证样。于是我认真想了一会儿,极其庄重地朝母亲点头道:“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我们就这样坐在飞机上,一路说着话,一路推算着人生和世界的各种陷阱与生存方程式。然后三亚就到了,飞机降落了。

我们住在三亚海边的一个武警招待所,一入住趁着天还不黑去看海。母亲是第一次见到海。但她说她在几岁时,听说过世界上有个东西叫大海。还说她知道,海比陆地大许多。因为世界的划分是“三山六水一分田”,所以海就一定比“三山”大多了。那时落日的余晖光亮着,招待所卧在海边的沙滩上,我和战友领着母亲一出招待所的门,她就惊得站在那儿了,脸上挂满惊愕和兴奋,呆在那里望着眼前的海,说了一句只有她的才华才能说出来的话:“天……水也太多了!”

然后我们扶着母亲穿过了一个花圃园,去坐到海边沙地上。她一把把抓着海岸上的沙,望着长长的海岸线:“这沙要是粮食,人就不愁没有吃的了。”盯着海面和天空中不知疲倦地飞着的海鸥道,“也够傻的了。没事你不歇着总是飞来飞去干啥呢?”到了晚饭时,战友专门为我们接风包了房间点了一桌菜,母亲望着满桌的炒菜和海鲜,把我拉到一边悄声问:“我们在这里住的吃的真的不要钱?”

我对母亲说:“战友能报销。”

之后母亲就站在包间里的一角上,简简单单说了一句让我思考了半生的话:“你战友比你混得好!”

接着黄昏走去夜来了。

三亚的夜和北方塬梁上的夜完全不一样。在北方的村落山梁上,夜是一团一团的,静月挂在天空间,每月一次圆得和神笔画的样,还能看见月亮上的墨晕和不慎浸染上去的洗笔水。但若在南方,在距赤道三千公里的三亚秋夜里,月亮有时会是夏阳色,金黄金红着,悬在天空像天空有团散发着寒气的火。从我们住的房间露台望出去,天空是刚从织机上卸下来的绸白色。在那绸白中,若能找到一点污杂你会觉得你在天空有重大发现了。若没有一丝污杂色,你又会觉得这天空何等寡淡哦,连一丝污染都没有。好在有大海。大海的夜响把天空的寡淡填补了。在金色冷红的月光下,海面上荡漾着来自天边、去自岸边的波浪与海纹,水涛哗哗的声响砸在窗玻上,像有人在窗外拍着玻璃呼唤你,又怕唤声、拍声把他人吵醒了,于是就压着嗓子急急地唤,隐忍地一下一下拍在窗户上。

我被月光和海声吵醒了。

扭头朝母亲的床上看一眼,见月光中那床不仅是空的,而且毛毯也还原封叠在床头上。再把目光朝向厕所望过去,厕所里的暗黑立在那,像一堵黑墙立在明亮里。母亲去哪儿了?我这样问着我,忽地有一个大浪扑在岸上卷走了人和房子的画面朝我撞过来。惊一下,从床上折起身,没有穿戴就朝门口跑过去。下楼过大厅,打开迎着海面的楼房门,急脚快步地从那片花圃飞过去,一到沙滩上,果不其然看到了母亲坐在海面前,目视大水,背对夜陆,一动不动地望着海面上金黄粼粼的月光和卷来退去的潮,人像塑在了沙地或是溶在了月光里。

我的脚步放缓了。朝着母亲过去后,悄悄静静坐在她身边:“你不怕浪子上来把你卷走吗?”

我轻声问着,母亲扭过头看我一会儿,她又甚思甚虑着那句话:“这儿咋有这么多的水。”然后把目光回到海面上,盯着升至空中的红月亮,盯着无边无际、又茫茫迷迷粉蓝色的海和卷来退去的银白色的水,犹豫着深重、也慎重地对我说出了她的不解和思考。“连科,你说世上真的有神吗?没有神世上怎么会有白天和黑夜、日头和月亮、大海和高山?可你说有神了,神咋会这么不公呢?让这儿的水多得用不完,让我们那儿吃水、浇地都困难。还有这儿的树,叶子肥厚成黑颜色,花开得和假的一样儿。可北方——我去过陕西的西安、临潼那地方,农民没有房子都住窑洞。庄稼草木盼着一点雨,像娃儿盼着亲娘回家样。”母亲说,“既然神总是对人好,那为啥不当初创世时,让缺水的地方多点水,山高的地方多条路。住在水边天天泡在雨里、水里的人,也让他们少些水灾和大风。何苦到现在,弄得天下哪儿缺的这儿又太多,哪儿多的这儿又太缺。”

说完后,母亲坐在那深邃静亮的大海边,望着寂寥茫茫的世界和天空,等着我的解答如等着大海水干样。可是我,怎么能回答母亲这关于人类起源与世界盈缺、公正的问题呢?母亲她不仅懂得语言学,可能还是一位同苏格拉底一样敢于面对真相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我只是她的一个愚笨、懦弱而无知的学生和孩子呀!(节选自《她们》,磨铁出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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