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姜亮夫:大师的求学治学之路

全文艺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宋浩

“深沉、邃密、博雅,刚健、笃实、光辉。”这是姜亮夫81岁时写给外孙女的一副对联,魏碑体字,古朴有金石气。

小外孙女与外公在杭大新村共同生活了12年。有一张老照片里,她被外公带在书房里学毛笔字。照片里小女孩悬腕运笔,低头写字,姜亮夫坐在旁边一边帮她按着纸,一边笑得牙露出来。

86岁那年春天,姜先生在那副对联上重新加了几行小字,大意说外孙女幼年就有大志,这两句上联关于学习,下联关于立德。她如果能做到这12个字,就成为“大人”了,希望她永远珍藏。

这12个字,浓缩了姜先生一生践行的治学、为人之道。他在敦煌学、楚辞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教导出来的学生、再传学生,遍布各高校,很多今天已经是各个领域的执牛耳者。

而他身上,有那些先生们的影子。

姜亮夫先生

书香门第,启蒙既有传统文化,也有现代科学

1902年姜亮夫出生于昭通,云南最东北的这座城市,与四川仅隔一条金沙江,往北500公里就到成都。中间千山万水,20年后,姜亮夫将骑马翻山越岭到成都去求学。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人被杀,梁启超逃亡日本。

他出生这一年,后来的几位老师们或在日本、或刚回来,都接触了新思想。晚年助手计伟强说,当时是西学东渐的又一次高潮。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已待了几年;王国维已经从日本回国两年了,正在把大量西方美学、哲学、科学论著翻译过来;章太炎刚从日本回上海,翻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在日本他与孙中山交契。

姜亮夫出生的家庭,父辈兄弟四人,三个举人、一个秀才,其中四叔留学日本。父亲姜思让是老三,曾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学法律,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后来领导了昭通地区推翻清朝的“光复运动”。

何耀先的绘画

童年的时间,姜亮夫在外公何耀先(号月桥)以及舅舅的督促下学习。何耀先是当时云南有名的书画家,性情倜傥,是典型的清代文人。姜亮夫的学生、文献学家崔富章先生说,姜先生母族何家,其实是清代大儒何绍基(1799—1873)之后。

姜亮夫的启蒙教育,在“四书五经”、书画等传统文化方面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接触了“新科学”如《地球韵言》《历代都邑歌》等史地书。

成都求学

1922年,姜亮夫来到了成都,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张之洞

晚清时,在张之洞、王闿运的推动下,四川成为晚清学术重镇。

张之洞的著名的《书目答问》就诞生在他任四川学政时。经学大师廖平师承张、王,是当时“蜀学”集大成的人物。在后来梁启超对学术史的梳理中,他排在龚自珍、魏源之后,康有为之前。

廖平著作《谷梁古义疏》

廖平当时正在成都高师教学。20岁的姜亮夫,被这位老师的博学十分敬佩:“为了引证一个观点,廖先生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原始材料,记忆力惊人。”

与他相处更多、也教他更多的,是林山腴、龚向农两位老师。林先生上第一堂课,让学生人手一本张之洞《书目答问》。这是一本目录书,指导要读什么书、选什么版本。林老师上课先让大家画圈,来标注重要性:哪本书可读、哪本书要细读、哪本书可不读。

有一次,姜亮夫跟林先生聊天,林先生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姜亮夫回答说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问有何体会?姜亮夫如实说:没有很通。林老师笑着说,还算老实。然后告诉他:读不懂是正常的,前人把一生的研究汇集在这种史评著作中,年轻人没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怎么能读懂前人的评价?同样的道理,“诗话”“词话”也是,别人评论杜甫的诗,你连《杜工部集》都没读过,怎么去理解和学习人家书中的精要?

这让姜亮夫毕生难忘:治学的方法如此重要。倘若找不对方法,比如像这样“根底之学”不扎实,没打好基础,那无疑是走上了歧路。半个世纪以后,他对年轻的学生们也是这样教育的。

傅杰与姜亮夫

复旦大学教授傅杰1983年前后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读研究生,所长姜亮夫为他们列的书目中有《四库全书总目》。这部书梳理了《四库全书》每部书的内容、优劣以及学术流变,十分庞大。

当时傅杰想以此作为主攻对象,姜亮夫制止了他:“《总目》是必须看的,但不能代替原典的研习;它评了很多书,你都没有读过,只能徒记所列的书名,焉能知其评价的得失?那样你就只能说浮在面上了。”

多年后,傅杰在《师范》一文中这样回忆。

在成都高师,龚向农教授国学和经学。其中有一门课,是用章太炎的书作为教材。龚先生认为这一课程的内容,找不到更好的教材了。晚年的姜亮夫回忆求学经历,对这段念念不忘。在这里,他学习了《诗经》《尚书》《史记》《汉书》《说文》等基础的经典,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也决定了他日后要走的人生道路。

北京求学

从成都毕业后,姜亮夫辗转游历了重庆、上海、杭州等地,来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待了一两个月,考进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几位老师。

姜亮夫(名寅清,字亮夫)的毕业证书

网上流传一张清华国学院研究生毕业证,落款有教务长梅贻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往往让人瞠目结舌——近代学术大家汇聚一处,而且同时作为这些学生的导师,如何让人不惊诧?

姜亮夫曾回忆,当时北师大已经很好。黄侃等老师后来也跟他保持了很好的联系。但是同学们中间流传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入学考试极难,姜亮夫就有一试的念头。

当时入学考试已结束,但还没公布录取名单。他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介绍自己、哪个学校毕业的等等。几天之后,他收到消息,可以去面试。

蔡锷将军。计伟强告诉小时新闻记者,陶师母曾告诉他,蔡锷手下很多名人当年都高头大马在姜家往来进出的。

去清华面试,梁启超问蔡锷是他什么人,回答说父亲是蔡锷将军的手下。是否曾跟随廖平学习,回答说是,于是给他的题目是《试述蜀学》。下午是王国维考试,王国维考“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学)。因为之前读过章太炎的书,王国维看了卷子就问:你可是章太炎的学生?姜亮夫如实以告。王国维对梁启超说,这个学生可以收。

于是顺利跟补考的学生一起参加了笔试。姜亮夫回忆说,史地试卷里面有“写出十八罗汉的名字”等常识题,还有很多地理的题目,他考得不太好。但是语言学和哲学他比较扎实,答得很好。于是进入了清华。

清华的学风很好,图书馆里书很多,灯也很亮,除了《二十四史》《十三经》,还有《大英百科全书》。即便有的书没有,学生提需求之后,学校会马上采购,而且研究院的学生可以无限借书。

姜亮夫在这里如饥似渴地读,有一次他读书入迷,图书馆关门也没注意,被锁在馆里过夜。“现在回忆起来,这件事对我帮助很大。”

学问广博的导师

清华的老师们给姜亮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师们大多有留学的背景,学贯中西,学问广博无涯。

梁启超讲古书辨伪,擅长从学术史的大视野来勾联,同时他还运用当时日本、英美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后来姜亮夫的研究视野正是如此,他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但对西方文化也涉猎很多,他还要求学生也要读西方著作。

梁启超《古书辨伪常识》

“姜先生要求我读的第一本书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计伟强说,“先生非常重视摩尔根对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曾在其论著中多次引用,比如《叴猶为鬼方考》《说高阳》等等。”

王国维讲《说文解字》,研究汉字,用甲骨文、金文、三体石经、隶书来对比,非常深入。王国维还有一个特点:研究一个问题,先不厌其烦地收集材料,有了大量的材料再综合研究。这样的“笨办法”往往非常繁琐,但也是必须做的,整理的材料最后可能也成了著作。

姜亮夫后来也继承了这样的研究方法。对古代的研究,往往要查阅古人的姓名、字号、生卒年、籍贯等等,战乱时代手边的书少,往往十分不便。

为了方便研究,姜亮夫把古代名人的信息全部汇总,成《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整理从春秋到1919年去世的名人的姓名、生卒等信息以及出处。做研究方便很多,作为工具书,也惠及后来的学者。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代名人里碑传总表》

陈寅恪学问广博,还通晓巴利文、印度文,上课往往旁征博引,姜亮夫学起来很吃力,一度让他苦恼。

北师大的黄侃安慰他,古代很多大家也不懂外语,一样可以有建树,找准自己的方向努力就好。

赵元任是通才,主要讲语言学,他的语言学与成都的老师讲的古代音韵不同,他用西方的语言学方法,把西方语言加到汉语音韵教学中。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导师们共同的特点之一是学问通博,这也精通、那也精通,姜亮夫后来也是这样。

崔富章先生说,姜亮夫中国文化根基深厚,法国游学又打开了他的视野。在法国的博物馆里,他看到出土青铜器的成分被研究出来,贴在墙上。用化学辅助考古,“这种思维方式当时中国没有。”

所以姜亮夫研究方法中西结合,于是能“无往而不胜”。

计伟强也说,姜先生研究一个问题,往往从文献资料到考古文物,从语言到历史,从社会形制到民间习俗,旁征博引,融会贯通。

姜亮夫指定了研究生培养方案,由傅杰提供

1983年,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之后,作为所长的姜亮夫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研究生培养计划。

在这份计划中,除了基础经史和诗文,学生还要学中国地理、工艺、建筑史、本草医药、音乐、佛教、书画等等。每一项都是为了培养学生广阔的研究视野,成为一个通博的人。比如音乐研究,他说,中国语言与音乐很密切,这项学习是跟语言学的学习相关的。

师者因材施教

除了广博的学问之外,清华的老师们还“教会学生做学问的方法”。

60年后,80多岁的姜亮夫追忆清华的几位老师说,他们“根据不同的学生特点指引研究的方向,最后让你自己独立研究:这种教书育人的方法,让我终身难忘。”

学古典文学的人,读诗多了,往往会动笔写。姜亮夫之女姜昆武说,父亲年轻时喜欢李商隐,委婉而深情。

姜亮夫早年作诗填词,想做诗人,有一次,他把自己写的诗拿给老师王国维看。当时王国维已完成《人间词话》,很有影响。他接过姜亮夫的作品说:“你这个人理性的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感情的产物。”然后改了2个小时才还给他。

以王国维对诗词的见识,觉得这个学生理性有余、诗情不足,如果写诗可能没有特别大的成就,建议他专攻“小学”。姜亮夫便把诗作烧掉,以后再不以写诗为业。作为老师,能够识别学生的材质,指出适合他的方向。

1980年代,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任平问老师姜亮夫,准备研究“三礼”如何?姜亮夫说,“三礼”内容庞大繁复,回去再想想。后来任平选择了秦汉隶书研究。

多年之后,已经是书法家的任平,作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导,带的学生多了,多少也能体会当年姜亮夫的眼光和指导。他跟小时新闻记者约在城西见面,戴着口罩,仍一派俊逸倜傥,书法家的潇洒让人一眼认出来。

楚辞研究

王国维帮他选定了“小学”的研究方向,姜亮夫在清华的毕业论文《诗骚连绵字考》是王国维指导的。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姜亮夫回忆当时选定这个题目。

静安先生让助手来通知他去趟办公室,“一到先生办公室,先生就说:‘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声韵、训诂不错,文字方面还不够。今后怎么办?’我说:‘请先生指导。’王先生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我把选定的三个题目送给先生看,其中第一个是《诗经韵谱》,第二个是《诗经连绵字考》,第三个是《广韵研究》。”王国维选了第二个。

王国维随手拿出自己研究过的材料《连绵字谱》,递给姜亮夫,指点他方向和框架结构。之后的学习中,姜亮夫开始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材料。

王国维对他很好。他回忆中提到一件小事,有一次去王国维家中请教,时间晚了,他起身告辞时,王国维提着灯笼送他,直到过了清华园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王国维才转身回去。

王国维对这个学生说:“你眼睛太坏,过了小桥,路便好走了。”

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1987年,姜亮夫应清华大学邀请,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提签,他送了一本《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给母校,扉页有序,说毕业后58年来,曾3次到北京,每次必回清华园,在王国维墓前伤感流泪。

姜亮夫早年的路,王国维是帮他照亮和指引的重要的人。

敦煌学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成为学术界的大事。王国维曾把殷墟甲骨文、敦煌和西域的汉晋木简、敦煌的六朝和唐代写本、北京内阁的元明以来的宫廷档案称作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史的四大发现。敦煌占了四分之二。

1935年,姜亮夫赴巴黎大学求学,业余时间他常去参观法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在里面,他看到了大量中国文物,觉得“皇然胪列,有若耀兵”(《瀛涯敦煌韵辑》序),作为中国人非常羞耻。于是带着笔墨等工具,到馆内把文物的信息抄写、摹拓,希望能带回国警醒国人。

从圆明园掠取的宝物放在“封登伯虏(枫丹白露)之拿皇(拿破仑)废宫”之中。对于东方人,并不欢迎入内参观。

姜亮夫与鲁弗尔博物馆的秘书是朋友,她是一位热情大方、热爱东方文化的姑娘,两人互相教授中、法文。在她的帮助下,枫丹白露宫看门人同意姜亮夫进入里面。

次年夏,姜亮夫把博物馆几乎抄遍了,就到国民图书馆访旧书,认识了比他小一岁的王重民。后来成为文献学家的王重民当时在北海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工作,被公派到法、英、德、意、美等国搜求流散的珍贵文献。当时王重民正在法国整理敦煌木简,姜亮夫下决心相助王重民,希望对中国学术有帮助。

《瀛涯敦煌韵辑》中姜亮夫手抄的一页

其中有古代的字书、韵书、“五经”、《老子》等典籍,这都是他熟悉的领域,很多都是1000多年的唐代甚至更早的文献,非常有价值。而且他发现,这些敦煌经卷中,今天已经遗失的书竟然有!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失传已久,姜亮夫从这些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失传的内容,把这本书的残本辑了出来。

姜亮夫沉浸其中,每天白天在里面抄录一天。晚上回到住所,在灯下再整理出来,天天不知疲倦,最后积累了一百几十卷。

在任平和傅杰等人的回忆中,王重民当时和向达(后来也成为著名历史学家)是公费到法国来的,志在搜罗国宝文献。而姜亮夫是自费的。因为跟他们一起搜罗文献,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博物馆,所以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也没有拿到。

在法国的姜亮夫

多年以后,任平去巴黎大学任教,知道老师姜亮夫曾在几个博物馆、图书馆抄文献,他追寻老师的足迹去走走看看。姜亮夫当年抄的手稿笔迹工工整整,任平曾见过。去了几个馆,任平看到窗户很高,光线昏暗,他感叹当年老师是如何在这里一天一天抄的!后来晚年他视力极差,在巴黎抄文献这一年对他影响不小。

浙江大学教授张涌泉是敦煌学的带头人,他告诉小时新闻记者,姜亮夫先生是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的第二代敦煌研究人,他们都是敦煌学的开拓者。还有季羡林、周一良、常书鸿,他们在上世纪条件相对不好的状况下,他们对中国敦煌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90年,敦煌研究院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年近九十的姜老专门为会议写了一幅字:“敦煌学是全人类的同心结。”张涌泉教授说:“这就是说敦煌不光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需要全世界的学者一起来研究它。这就把敦煌学研究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学术空间中去,这对促进敦煌学的研究是很有益的。”

后来季羡林先生也说“敦煌在中国,研究在世界”,与姜亮夫先生想法一致。“我们不能不佩服姜老眼光的远大和胸怀的广阔。”

老师章太炎

姜亮夫感情最深的老师,除了王国维,还有章太炎。

崔富章先生是姜亮夫1960年代的研究生,他与姜亮夫相识30多年,从学生到同事,感情深厚。姜先生给他的印象,一是境界高,二是学问根底扎实——这与章太炎、王国维分不开。

崔先生说,有人曾问姜先生,那么多老师里他最佩服、最重的是哪一位?他沉思后回答,是太炎先生。他曾作《四先生合谱》,整理四位老师——廖平、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的生平,其实“以太炎先生为中心”。

20岁在成都高师的时候,曾以章太炎的著作为教材,因他读过章太炎不少著作,几年后刚到清华,王国维跟他聊了两句,以为他是章太炎的学生。从清华毕业后,在上海的几所大学教书时,姜亮夫得以拜在章太炎门下学习。

章太炎告诉他,历史研究是国学的根基,要以此为根基,将国学发扬光大。今后青年,致力于政治、军事、科学的必将越来越多,但国家民族的命脉不能忽视。

在上海第一次见到章太炎,姜亮夫看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师、民国的元老居然住在破败的地方,他惊讶不已,后来才明白晚年章太炎对生活享受极淡泊。心中有追求的事业,其余的便不在乎,心态极平和。姜亮夫晚年也如此。

外孙女告诉记者,晚年姜亮夫除了研究学术和教育没有任何爱好,衣服只有很少几件,在杭州40年,他连西湖也很少去,只早几年陪妻子去过几次。崔先生也说,姜亮夫视力不好,平时很少出门。但1975年时,姜先生曾只身来到孤山。

当时崔先生在浙江图书馆工作,姜亮夫步行走到孤山办事情,他陪老师聊天、吃了炒饭,然后经平湖秋月、白堤回去。当时公交车很挤,很难挤上去,两人一直步行,姜先生还安慰他:“安步当车。”(崔先生“车”读如ju,这里姜先生读的古音。)

在学习上,章太炎像严父,在生活上,他如慈母。有一年暑假,姜亮夫去苏州看望老师,快到家门口下起雨,衣服打湿了。到老师家,章太炎抚他的肩膀,然后转身上楼拿了衣服:“湿衣快换下来,要他们为你烘干。”一边让姜亮夫换上衣服:“莫受凉。”

姜亮夫回忆说,从昭通出来漂泊20年,很少感到这种慈母一样的关怀。60年后,晚年的他每一次想起来,眼泪就止不住出来。

后来在巴黎,他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隋唐的人抄的《切韵》,整理出来后,第一时间就想着寄给章太炎,向他请教。还没寄出,在《申报》上看到了章太炎去世的消息,一时之间以为看错了,等到确认后,大痛而啜泣,含泪回住所,不食不眠两天,自责问候老师太少。

有段时间,苏州的朱季海先生常来杭大新村拜访姜先生。他是章太炎最小的弟子,当时在研究《南田画跋》,到浙江查资料,就来投奔杭州大学这位师兄,姜亮夫每次都热情接待他。崔富章、计伟强等对这位老人印象深刻。

章太炎是革命者,在学术之外,始终忧心国家,尤其让姜亮夫敬佩,也对他影响很大。

崔先生记忆深刻的一件事,1991年5月底,《联谊报》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托他去请姜亮夫为章太炎提字,姜先生写下了一副对联:“撕灭暴敌之战士,平章伪学之大儒。”

崔富章先生写下“撕灭”一联

“姜先生是真学问,实事求是。”崔先生多次提到“根底之学”,从林山腴到清华的导师、到章太炎、再到姜亮夫,无不重视这个。

崔先生说,姜亮夫先生当时的中国文化根基非常深厚,再学习西学。今天我们对待西方理论,往往转述得多,用西方的理论套中国的学术,而很多人中国文化的根底之学不够。

斯人已逝。在文字里、在后人和弟子的回忆里,我们看到了姜亮夫先生一个侧影。

照片中这位面容瘦削的老人,带着厚厚的眼镜,他一生只在乎研究和教育两件事。开拓自己的学术世界的同时,他把老师们的为学之道、把自己的所学所得,传给了后辈。

当时姜亮夫看书的院子,现在芭蕉已经很高大。毛静雯摄

记者手记:

我硕士导师蔡师是崔富章先生门下,起先因写姜亮夫先生,想去采访崔师,当时他正在养病,“精力实在不济”,便作罢。一周后,稿子已写完,我去探望他,身体正在康复中,不能久坐、听力也很差。他还是跟我聊了很久。

他聊到今天很多人作“大传”,“传”究竟读什么音?《春秋左氏传》《公羊传》两个“传”,其实不同。又提到“广校勘学”一说实可商榷,与“广韵”命名不是一类,这一点姜先生曾对他提。还有“安步当车”中“车”的古音等等。闲谈之中,我能感受到大学者的文献学功底实在深厚,也能想象姜亮夫先生的渊博。

对于当下一些词汇语音的变化,比如“一骑红尘”“说客”“斜”等读音,因为古音导致多音字,现在统一一个音了,我请教崔师。他说,从语言文字发展趋势看,“一定是合流”。“语言是活的,尤其是今天这样语言大变革的时代,没必要食古不化,要拥抱未来。”

现在崔师还接了两个项目,实在做不过来,出版社又屡次上门邀请,他只能“做到哪算哪”。康复时期,每天他要三次下楼散步,说要努力恢复,“努力和不努力,大不一样。”

我告辞时,他刚好要下楼走,便一起。他蹬上运动鞋很快,我要系鞋带,不想让他等所以我系得很急。他说,慢慢来,鞋子穿不好走不远的。我就又想到了当年姜亮夫先生那句“安步当车”。

从崔师的身上,我能感受到姜先生的一些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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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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