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故事丨浙江考古“前浪”传说(下)

全文艺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马黎

图片由黄滋、王群力、王牧提供

点击看上集——浙江考古前浪故事(上)

(六)

专注,严谨,言必行,行必果,师范毕业,好为人师。每次夜饭,爸爸的“录音机”就开旺(打开)了,重复一个话题:要用功,要刻苦,聪明是一个翅膀,刻苦又是另外一个翅膀。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如此古早的一句话,是王士伦的口头禅。乏味的说教,让小王接受也不是,反驳也不是,最后,牢牢地印在了脑子里。小王后来教育别人,年轻的时候要多努力。否则,老来还要站在马路边挥旗子,风里雨里赚辛苦钱。

王士伦对好学精神,尤其是刻苦的人,可以说是激赏,而且是全力以赴支持。

有一天,他下班回到家,录音机开旺的,这次多了一个新内容:噢哟这个黄滋,厉害的,把整个房顶端下来,端到地上修。

之后,爸爸就每天在家里“烦”这个人:厉害,厉害。

武义延福寺大殿维修现场斗栱回位安装,左一为黄滋

1970年代,23岁的黄滋在金华负责天宁寺的现场维修,这是我国较大的落架大修工程。王士伦经常来金华,看到了这个“厉害得不得了的”的小木匠。

【业务自传】

文保室百分之八十是新同志。有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有从社会上吸收来的高中毕业生,也有特招来的技术工人。

王士伦把黄滋特招进文管会,让他一门心思做古建筑,跟着自己跑,就像当初老师朱家济带着他跑一样。“黄滋,丽水是浙江的西藏,没有人去,你年轻,你能不能多跑跑?”

文物保护的涉及面广,历史科学、工程技术、政策法规、展示利用……比考古更为复杂。王士伦对文保工作体系做了细致的解剖,他认为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专业,一类是文物考古专业,侧重于本省文物史迹的调查研究;一类是文物保护技术,如古建筑维修工程技术和利用化学保护文物技术等,基本上属于自然科学。

“没有对文物史迹的调查研究,就无法确定文保单位,当然也谈不到发挥文保单位的作用,保护技术就没有用武之地。这是两类不同的学科,如果混淆不清,就不利于专业干部的深造。”

做“四有”试点,王士伦一直住在绍兴,带着张书恒、杨新平、宋煊等年轻人一点点调查。黄滋、劳伯敏等协助老师维修古建筑。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全省各地的文物古建都由省考古所做专业指导、技术把关。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原本不在文保单位行列的古民居、近现代建筑,拥有了身份证。在当年登记的12113处文物点中,古民居和近现代建筑的所占比例得到了明显提高。

【王士伦记录的数据】

从1973年开始,对全省文保单位进行有计划的科学维修,这在浙江是史无前例的。

从1982年开始,省考古所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历时5年的文物普查工作,共普查文物点23804处,基本摸清浙江省各类文物的资源家底。

我对浙江古建进行了专题综合研究。到1982年止,全省共维修文保单位69处,其中我参加主持的有宁波保国寺、金华天宁寺和杭州岳飞墓庙,由我提出方案或负责审查方案的共32处。

40周年纪念会上,省考古所现任所长刘斌报了一个数字,标志性儒雅的微笑:“浙江从文物资源上来讲,肯定比不过陕西山西河南,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浙江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73943处,名列全国第一。”

(七)

1980年12月24日,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文物保护行业唯一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发起人王书庄,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说明那时候人们已经意识到,文物保护要用工程的手段来解决,那就是科学技术。

王士伦深以为然。

“维修工程是对古建筑最好的解剖,对深入研究浙江建筑的历史、各时代各类建筑的结构和风格,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那年成立大会,选出了33人组成第一届理事会,茅以升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王书庄当选为理事长。翻看常务理事的名单,如此闪亮:罗哲文、祁英涛、王㐨、王士伦……

第一届合影

1970年代以前,浙江没有古建保护方面的人才,王士伦请来国家文物局文保所的老专家,让黄滋跟他们学。

黄滋说,当时很多年轻人没上过大学,不管工作再忙,王老师都要争取把他们送出去上大学。“他认为,文献梳理是前提,最重要的是靠工程和技术,要去做这件事,就要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王明达先生说,考古所建所时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人。

协会成立的第二年,1981年,组成了一个古塔考察团,王书庄、祁英涛、于倬云、梁超等专家从北京、山东、江苏,到浙江,一路考察四地的古塔。

中国考古学和建筑保护学几乎是同时兴起的,行业开展比较晚。中国历史悠久的古塔,过去很少修缮,20世纪50年代曾修过小雁塔。黄滋说,那时候,我们没有技术维修,歪的塔,只能拆,比如宁波的天封塔最后就只能拆掉了。

浙江有几位高龄“患者”,比如倾斜的松阳延庆寺塔,“很歪很歪,偏心偏了一米五十多公分。”

还有一座,就是著名的湖州飞英塔,始建于唐,先有寺,后有塔,最独特的是,飞英塔是真正可以“打开”的塔,先有里面的石塔,后有外面的砖(木)塔,“塔中塔”造型,全国唯一,世界罕见。

飞英塔,塔中塔

时移事往,塔院荒落。1924年,外塔塔刹坠毁,坠落中,又猛烈撞击塔身,导致塔顶、塔檐、平座等遭受局部破坏。

1982年,古塔考察组实地调查了飞英塔,并向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提出了维修的建议。

“我们省考古所能不能派人跟着考察组学习修塔?”王士伦把一台进口相机交给24岁的黄滋,你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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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王士伦修飞英塔。

国家文物局审检批准拨款100余万对飞英塔进行大修,由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勘察、测绘并设计方案。

修缮飞英塔,王士伦做的第一件事,很特别:办培训班——古建筑测绘培训班。招浙江各个县市的人才来飞英塔实地培训,做测绘。

他是从考古训练班里走出来的,洒满青春热血的田野,好像近在眼前,前辈学人的身影,在他人生的上半场留下了深刻烙印。维修飞英塔,古建专家祁英涛等就在现场,还有比这更好的课堂吗?

黄滋和同事们一直“住”在塔里测绘,那年五一,哥哥结婚,他也没有回去。

1982年,湖州飞英塔内石塔立面测绘图。

飞英塔里,走出了浙江最早一批古建筑测绘人才,后来,他们成为了各地的古建筑骨干和专家。南京工学院曾想把黄滋留下当老师。王士伦知道后,一口拒绝,我们好不容易培养了一个人,浙江是要用人的。

在飞英塔前。第一排从左到右:王明达、王士伦、湖州修塔办主任、祁英涛、杨晨钟(省考古所第一任所长)、纪友明(修塔办)、修塔办门卫

每过几年,王士伦就会组织办一次“文物古建筑保护培训班”,黄滋记忆中大约办了3次,飞英塔、保国寺、天宁寺,为全省各地市培养了一批文物保护专业人才。浙江每个地市都有一两个培训班走出来的高手,他们后来在各地发挥文保才能,比如杭州的高念华(胡雪岩故居维修)、宁波的许孟光(保国寺维修工程),湖州的林星儿(莲花庄保护工程),嘉兴的陆耀华(揽秀园维修工程),绍兴的周思源、梁志明(大通学堂、应天塔维修),金华的黄青、卢华忠(侍王府、卢宅维修工程),舟山的方贤忠(普陀山法雨寺维修工程),温州的金福来(江心屿维修),丽水的陈吉夫(时思寺维修工程),衢州的张屹(湖镇舍利塔维修)等。

1984年到1986年底,维修工程完成。198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布飞英塔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湖州飞英塔的构造及维修》一文的开头,王士伦和学生宋煊这样写:这是浙江省在此之前文物修缮工程规模最大,耗资最巨,工程质量较好的项目之一。

修飞英塔,省考古所得到经费5万块,就用这5万块注册了古建所。

20世纪70年代,全国只有几个省份设有古建维修机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198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浙江省古建筑维修技术中心,除了湖州飞英塔,又先后完成了松阳延庆寺塔、东阳卢宅、杭州六和塔、盐官海神庙等维修设计,抢救了一大批重要文物建筑。

199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全国首先成立了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

前几天,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司长阎亚林,转发了古建院全程参与杭州三大世界遗产的保护过程,他的转发语是这样的:浙江古建院的确是行业内发展得最好的,没有之一。

(八)

“如果没有这样的专业和人才的积累,浙江省的地面保护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成果,这和王老师的敏锐有关。”黄滋说。

敏锐的另一面,也是敏感。

王士伦有时候听到一两句话,会突然问黄滋:是什么意思?

王老师,没有必要。黄滋让他放心,没有言外之意。

“王老师这个人,任何事都放不下,一点都放不下,极其敏感,对任何事都很注意。”

在环城西路20号,黄滋在外间,王士伦住在里面小小的半间屋。

老师经常睡不着。“他睡不着很看得出,第二天眼皮一定是肿的。”

只要出差,老师每晚独坐,一定在写文章,隶书很漂亮。

爸爸经常说一句话,话语不要乱讲。小王讲。

老师有一个习惯,话不能乱说,意见的提出必须谨慎。学生讲。

1982年,新昌的文物干部来省里报告,新昌大佛头部有很多灰块掉下来,佛头与岩体连接的颈部出现断裂,有掉下来的危险。

王老师很着急,带着黄滋等人去现场勘察。

他发表意见之前,会先让大家分别讲,最后讨论归纳后,再提出一个正式观点,一贯如此。

黄滋觉得大佛的头不是很危险,可以采取加固的方法,用胶粘接。其他人说,还是要先拿下来,黄滋觉得不需要。

王士伦听完后,最后说:按黄滋的来。

爸爸一心想要小王继承自己的衣钵,企图培养他对古建筑的兴趣。

1980年代中期,他经常把“天书”《营造法式》挂在嘴边,天天在饭桌上开讲:硬山顶是什么,歇山顶是什么,这叫柱础、雀替、鸱吻……

小王完全没有兴趣。

他还是硬邦邦要把儿子拉回来。王士伦在湖州修飞英塔,让小王负责绘制图纸,4毛钱一张。

小王想,画10张就是4块,他工资也就十几块,立马答应了。一块画板,一套水笔,像模像样,在硫酸纸上画,最后具体画了多少张,他已经忘记了,当时他的兴趣在写字,最终不了了之。直到2000年左右,小王忽然对古建筑以及古村落产生浓烈的兴趣,环顾四方,没有回音,父亲已经不在。

1992年,妈妈和爸爸。爸爸踌躇满志。

1992年的一天,王士伦接到日本领事馆的电话。日本熊本县政府代表团想见他,在上海波特曼酒店。

1939年,熊本县免田町才园古坟第二号墓中出土了一面神兽铜镜。出了“熊本熊”的熊本县靠海,当时建市不久,历史不长,而免田町更为偏僻,这件事在当地非常轰动。

1990年8月,杭州召开“国际越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百越民族研究会1990年杭州年会”,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森浩一、林巳奈夫都来了。森浩一知道王士伦研究铜镜,提出能否鉴定免田町出土的这面铜镜。这类神兽镜产地在浙江,只有浙江的铜镜专家来解释它的产地比较有说服力。

从左到右,森浩一(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林巳奈夫(日本著名考古学家)、王士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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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在上海,王士伦(左一)接受日本熊本县的邀请函。

王士伦前往上海领事馆,接受日方的邀请函,郑重邀请他第二年来日本进行学术讲座。

谁知第二年,1993年10月,王士伦突然发病。

第一次手术后,日本再次发出邀请。

1994年10月,王士伦在日本做了两场讲座。一次在熊本县,另一次,10月23日,他在京都同志社大学演讲,题目是《中国汉晋时代江南与北方铜镜之异同》,森浩一坐在台下。照片里的他,比两年前在上海接受邀请函时相比,瘦得有些脱形,快认不出了。

这是爸爸最后一次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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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0月20日,王士伦(右一)在日本做铜镜讲座。

(九) 

1968年,王士伦一家从环城西路20号搬到马市街19号。

这里曾是邵裴子住过的老墙门,由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从一个开文具店的小业主杨柏玉先生手里买下来,作为浙江省文管会主任邵裴子先生住所的其中一间。老先生去世后,房子腾出来安排文管会其他人居住。王士伦一家分到了其中的两间。

这间房子是二楼朝南的正房,邵裴子先生的书库之一,爸爸当做卧室。纸糊的墙上,挂着方增先、姚耕云、卢坤峰合作的画《毛竹丰收》。萧山花边流行款台布,一台五灯飞鹿牌电子管收音机,笔筒倒插几支毛笔,爸爸每晚要写一幅隶书。桌上一摞线装书,都是爸爸的,“我哪里有这种书的? ”王群力笑。

小王假装看爸爸的书。

这张照片很发靥,典型的摆拍。小王中学毕业,穿着军便装,捧着一本书,假装在看,笑得比较灿烂。

王群力看着“镜”中的小王,“说明我对读书还是崇拜的。”

他断定,这张照片不是爸爸给自己拍的,在爸爸面前,自己不太可能做出这种表情。

“爸爸总归永远是打击我的,基本上没有夸奖我的时候。”

有一次,小王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爸爸很惊讶:你的价值观接个色个套的(怎么会这样)?和他完全两样。

还有一次,小王在爸爸的书架上找到一张纸片,细细的一条,宣纸,拓碑用的,他想,这个纸写起字来尽该(非常)漂亮。他很得意,写完后,故意放在爸爸书桌上,要洋一洋(显摆)。

爸爸回家后,勃然大怒,翻脸。儿子呆了一头。

“你以为你是皇帝儿子啊?”

“啊?”

“你练字用这种纸?皇帝的儿子也不会用这么好的纸练字。”

讨了个没趣。

其实,小王练字非常刻苦,废寝忘食。前几个月,当年的同班同学来看他——

“王先生(学生时代的绰号),你那个时候就是写字。没纸,就在手里写。”

班主任经常去妈妈这里告状:你们儿子,弄得桌上全部都是画和墨汁。

父亲没有发现,“王先生”写字的背影,跟他越来越像。

记忆中大约是1990年,王群力搬到金祝新村,某天,“小王!”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他。

是爸爸的老同事黄涌泉,“小王!你能干!文章写得比我们好!”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小王的人生标签里,也有了一个“写文章”。

有一天中午,王士伦去上班,儿子也要出去,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门口,跟平时一样不打招呼。

太阳从木门的缝隙里晒进来。

爸爸突然转头,儿子跟在后面吓了一跳。

“你有没想过,当个书法家?”

儿子又呆住了。这是爸爸第一次暗示自己,你可以了。

我问王群力,有没有和父亲的合影?
他说,不大有的,我再找找。
结果就翻到了这张。
非常稀罕,好像是初中毕业,爸爸以为我必然要上山下乡去了,在最喜欢最熟悉的西湖边,一家人经常合影的地方留影。
父亲穿着卡其外套,里面也穿着那套哔叽衣服,几年以后送给了我。

1998年初,小王竞聘上岗浙江有线电视台经济频道总监,突然收到爸爸的一封信。

爸爸喜欢写信,在医院都要给主治医师写,要求做手术。

还是300字方格稿纸,两页,字迹端正。

“你了不起,强手如林,你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一朵时代的浪花。”具体的文字,小王已经记不得,只记得爸爸后面的“但是”——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发动群众,发动大家的智慧,不要像我一样,现在这么狼狈,你要注意身体。群策群力,我当时给你起这个名字也有这个意图。

这是爸爸留在世间最后的文字,写给小王的。

1977年初春,小王穿上了爸爸的哔叽衣服。

小王从来听不进爸爸的话。父子俩的人生志趣、生活态度截然相反,他热爱生活,花花草草,性情慷慨,广交朋友,接触的事物更多样化。但爸爸最后的字,成为王叔现在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

有一年父亲节,团队策划选题。王叔看了一眼,不行,太普通了,我给你们一个题目:与父为敌

这才是父子的关系,看不起、不理解,跟你反着来。但是最后,活着活着,活成了你老爸的样子。

王群力深有体会,爸爸把他的思维方法遗传给自己了。不管是过去在电视台工作,还是现在捣鼓的“城市秘密”,他也擅长“架构”,他正在做着和爸爸一样的事情,传承和记录杭州的城市文化。

“你完全逃不出这个命运,冥冥之中的感召。如果让我再搞考古,我极有兴趣,可现在没有机会了。”他笑,现在自己做“城市秘密”,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补偿。

1998年11月28日,已经当上频道总监的小王正在和一位企业家谈判。那晚,凄风苦雨,冷雨下了一日。

谈到晚上8点多,接到电话,你爸爸快不行了。他奔到医院,看了看爸爸,又继续回去谈工作。

谈了一半,电话又来了,爸爸走了。

窗外已是雨夹雪。

小王和司机一起帮爸爸换好衣服,推到太平间门口,停下。

他摸了摸爸爸的额头,爸爸太累了。

1961年左右,妹妹还没有出生。一家三口在西湖边。

人生的最后,他还在写,还有写不完的,想写的。

在病床上,他对小王说,你好不好帮我一个忙。兰溪长乐村,非常经典的元明清古建筑群,可惜外人知道的太少,你看看能不能写一篇文章。小王此时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文章,但这个题材一直找不到角度,一忙就搁置了,“没办法帮他。”

这是爸爸人生最后想要写的文章。

长乐村,1996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郑嘉励拍的古村落

有一天,郑嘉励在朋友圈贴了几张浙江古村落的照片,他感慨:“这么好看的房子和村落,所代表的竟然是落后的、艰苦的、垂死的、封闭的、为时尚抛弃的生活方式,所以,文物保护工作注定艰难——如果我们无法把颠倒的价值观重新颠倒过来的话。”

王叔回复:这个艰巨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你的身上。一个握手的表情。

--完--

--感谢你读到这里--

参考文献

王士伦 《岳飞墓地考》

王士伦 编著 王牧 修订 《浙江出土铜镜(修订本)》

王士伦《关于建立文物学的探讨》

王士伦《再论文物史迹网》

王士伦 宋煊《湖州飞英塔的构造及维修》

王士伦《浙江文物与古迹》

李慧敏 沈立新《杭州西湖岳王庙志》

何晓英 主编 《大雅久不作——寻觅朱家济先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0-1990)

感谢黄滋 张书恒 郑嘉励 方向明 张建华 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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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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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嘉励对于兰溪长乐村的社会属性表述准确:这些村落就是代表着逝去的落后的社会,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会去造新屋而搬出旧居,因为旧居的生活条件肯定“落后”。就像江苏周庄、浙江乌镇、塘栖西塘的旧村落一样,如果不经过保护维修,作为文化展示,谁都不愿意住在里面。

139****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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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完了。

136****7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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