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故事丨浙江考古“前浪”传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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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马黎 图片由王群力 王牧 黄滋 张建华 提供

「引子」

爸爸一天到晚在写东西。

“文物古迹”有什么好写的?当王群力还是“小王”的时候,对爸爸的工作一点不感兴趣。

爸爸名叫王士伦,去世22年了。他的墓里,放了一支笔,一副眼镜。代表笔耕和目光。

1984年到1993年,他曾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再往前,他是省考古所的前身——1950年成立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里的第一批年轻人,浙江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

300字方格纸,46页,西湖、岳坟、胡庆余堂、飞来峰、白塔……熟悉的杭州字眼,那天下午,在阁楼的阳光里跳动。

不久前,两个孩子在整理他的手稿。100篇论文,12本专著,发表和没发表的加起来约六七十万字。女儿王牧精选了47篇论文集结为《王士伦论文集》,今年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在整理手稿时,女儿发现了这叠稿纸,留下订书钉掉落的锈迹,第一页标题:业务自传。写于1982年,他当省考古所首任文保室主任的时候。

业务自传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作为一门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已有百年。浙江考古,如今已成为浙江文化的一张金名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它的一举一动。考古、文物,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密切有关,它的生命力在今天,越发凸显,我们熟知的良渚文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IP。浙江考古代代相传,继续走着“前浪”的道路,担负起构建、保护、研究、传承浙江大历史的重任,从未止步。

2019年9月30日,搬家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全体在假山路大合影。201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40周年。
没有什么前浪后浪,只有一浪接着一浪。传承在当下,是一件不易的事,也是正在发生的事。

那么,但它的过去是怎么样的?

时代呼啸着如火车滑向远方。

什么是时代?不同行业的人,在各自的领域定下了坐标,让我们可以回头去寻找,他们曾经搭下的台阶,点亮的灯光,对照自己。

如今,人们对文物保护的认识,已远远高于70年前。但是,在那个没有坐标的时代,他们曾在夜空中摸索,寻找那颗北斗星,用脚步丈量历史的脉络,甚至孤军奋战。

这叠偶然发现的手稿,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在搜索引擎中,在历史讲述中“消失”的所长,揭开了浙江文物保护开创期那些少为人知的往事。

在看到这本自传前,孩子们对他跑了一生,写了一辈子的“文物古迹”,又近又远,有一点疏离。但他们知道,爸爸身上有一种极大的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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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伦在河姆渡遗址。女儿说,这是1970年代后期爸爸冬天经常穿的老棉袄。

(一)

1953年5月初,24岁的小镇青年王士伦来到杭州,到一个新单位报到。

他温岭师范毕业,此前在黄岩的小学做过老师,在华东革大当过政治教员。眼前这个爬满葡萄架的院子,芭蕉树、月季、蔷薇,完全是另一个审美天地。

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前身)职员施昕更先生在良渚的试掘,1938年《良渚》报告的出版,成为浙江考古的发轫。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田野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开展,考古任务艰巨,急需补充新鲜血液。

环城西路20号,如今的环城西路和龙游路交叉口,奥斯卡电影院那一带,离沙孟海故居不远,只有老杭州才知道,70年前,这里曾有一幢西式小楼,藏龙卧虎,文脉聚集。195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在小楼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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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三大地保”(还有两位是马一浮、张宗祥)、浙江大学第二任校长、文管会主任邵裴子在环城西路20号。照片来自故去的牟永抗先生。

文管会主任邵裴子每周四下午上一堂课,主讲龙泉青瓷的知识。王士伦在文管会听了各种专题讲座:铜器、碑刻、版本、瓷器、中国近代史和太平天国史。讲述者:郦承铨、沙孟海、张任政(王国维的学生)、宋云彬、沈镜如等“大先生”。

他的同龄人里,还有牟永抗、朱伯谦、周中夏、汪济英,后来,他们成为浙江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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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城西路20号,浙江省文管会成员合影。图片来自王群力。据“城市秘密”,照片右侧土墙为现在沙孟海故居的火墙。从小在院子里长大的王群力辨认:三排左一:牟永抗,左二,陈训慈,左六:沙孟海,左七:周中夏;中排左三:邵裴子、左四:郦承铨、左五:朱家济;前排左三:王士伦、左四:黄涌泉。

1952年6月,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期考古培训班开班。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大学设考古专业,它被称为“考古黄埔班”。

文管会的这些年轻人被分批送到北京,1954年,25岁的王士伦和21岁的牟永抗参加了第三期。

王群力找到了一批父亲的旧照片,其中一张,父亲和牟永抗站在西湖边,“小鲜肉”级别的侧颜,凝视前方的人生。人生下半场的伏笔,似乎已在此埋下,他们对自己将要为之倾入一生的事业有前程锦绣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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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伦(左)和牟永抗在西湖边

2013年,牟先生曾跟我讲过这三个月学了什么:一半室内讲学、一半野外实习。至于老师,研究原始社会考古的尹达,教封建社会史的是翦伯赞,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裴文中,还有教奴隶社会史的郭沫若,堪称豪华导师阵容。

在这份业务自传里,王士伦记录了更为详细的课程表,王牧还找到了他在培训班的听课笔记。

【业务自传】

内容有:文物政策法令、石器时代考古总论、脊椎动物化石的知识、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殷周考古、秦汉及其以后考古、古建筑、瓷器、石窑造像、考古资料的陈列、田野考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古调查与发掘、墓葬发掘、考古记录方法、照相、考古测量、器物绘图、修理文物、考古发掘报告的编纂方法、保存壁画的方法等等。讲授者均为国内著名专家教授。参加了西安半坡遗址和灞桥古墓葬发掘的实习。

培训班的同学都是全国各省新组建的文物考古部门的新生力量骨干。此后几十年,中国文物考古事业,正由他们开创,其中很多人都担任了文物部门的负责人。

牟先生曾给我看过一张培训班的老照片,他和同学们参加半坡遗址发掘工作,神采飞扬,笑得开怀。他搭着肩的年轻人叫高至喜,后来成为湖南省博物馆馆长,主持马王堆考古发掘。前排右一,便是王士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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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刚踏进门槛的年轻人有点小傲娇,学习总平均分数约95分,“中国通史基本上达到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的同等水平。”

(二)

王士伦的听课笔记和业务自传,笔迹截然不同,像两个人写的。

听课笔记上的字体,倾斜,花俏,极有个性,儿子称之为那个时代“典型的小知识份子流行款”。而业务自传的笔迹,不再耍花腔,端正,隶书味道重。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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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伦对中国古代铜器和甲骨金文特别感兴趣。“在自学过程中,始终得到朱家济先生的指导和省文管会诸位专家的指教。”

1953年11月,院子里来了一位重磅专家,从故宫博物院调来的朱家济,52岁。此时,浙江的文物保护工作,几乎还是一张白纸,他开始全面负责浙江地面文物的勘察、保护、维修工作,成为当时浙江省唯一的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

培训班结束回到杭州后,王士伦先后分到了调查组、研究组。两个组的组长是谁?

调查组组长沙孟海,负责地下文物的调查和发掘;研究组组长朱家济,负责地面文物的调查、保护和维修。此后,他一直跟着朱家济做地面文物的调查,也确定了人生主题:以浙江历史文物和古代铜镜为重点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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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济

一张白纸,除了用勤奋来追赶,别无他法。“我又用了12年多的时间,掌握了丰富的资料,打下了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基本上达到了助研的水平。”

文管会的重要任务和职责,是建立起新中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在当时,浙江省到底有多少文物家底,还是未知数,保存情况如何,哪些需要保护,怎么保护,还没有构建起基本理论和方法。

朱家济几乎跑遍了整个浙江省,文物调查、文物维修,拯救各地面临消失的地面文物,其中以杭州的灵隐寺、六和塔、白塔、飞来峰、岳王庙,金华的天宁寺等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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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伦在杭州调查石窟造像

王士伦跟着他,专题调查了杭州古代石窟造像。宋云彬后来回忆,为了了解西湖周围的石窟造像和摩崖龛像的情况,1955年,由朱家济委员同工作人员王士伦、黄涌泉到飞来峰、烟霞洞、石屋洞、南观音洞以及城隍山、凤凰山、葛岭、慈云岭和江干天龙寺后山、净慈寺后面的石佛洞等处实地查看。

1956年12月,朱家济先生在绍兴旧书肆买到一本诗集,封面上留下三行字,自黑:“曾因还价而打架,其实不过一块二毛钱乎,打架何为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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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群力在旧相册里翻到一张照片,爸爸穿着时髦的卡其色风衣,背禄莱相机,朱家济先生穿着老棉袄,好像被摄影师叫了一声,转头,圆圆萌萌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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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背后,还是王士伦早年的花俏体:1956年冬朱委员(注:朱家济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王士伦同志摄于绍兴下方桥石佛寺。

打架那次,应是朱家济带着爸爸去绍兴考察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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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朱家济后,王士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开始跟着朱家济学书法,风格大变。更重要的是,关于学术的审美和格局——什么样的学术是有美感的,有了底子。

这一点,陈梦家也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能选择铜镜作为学术主题,作为青铜器、甲骨文领域的著名学者,主张除掉吃饭睡觉,“应该把自己全副精力投入学术研究”的陈梦家,和这个每天在写字台前写文章的年轻人,颇有交集。

两人保持通信。“学习甲骨、铜器和铜镜时,得到著名专家陈梦家先生的通讯指导。”王士伦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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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陈梦家逝世30周年,上虞要为他出纪念封,请王士伦题字。当时,王士伦刚做完第二次手术,在病床上,用他典型的隶书字体写道:陈梦家逝世三十周年纪念。

浙江是我国古代汉、六朝和南宋时期的铜镜产地,尤其是会稽镜和湖州镜,闻名遐迩。人们现在说起考古出土铜镜的教科书级著作,必读三本书:王士伦的《浙江出土铜镜选集》(1958年)、《浙江出土铜镜》(1987年),以及日本考古学者梅原末治的《绍兴古镜聚英》(1939年)。

27岁,王士伦在环城西路20号完成了第一本著作《浙江出土铜镜选集》,1958年1月出版,对浙江出土铜镜进行了开创性的考古调查和研究。

写这本书,妈妈说爸爸:悬梁刺股。

夏天天热,门不能关,蚊子又多,他在地上放一只水桶,脚浸在水里,继续写。他胃病厉害,有次骑车到断桥,痛得骑不下去。他也不管,又要写文章,就用铁锅把盐炒热,压在胸口热敷。

王牧提到另一件事,第一本书出版,爸爸用第一笔稿费买了一只奥米茄手表。

两个孩子都觉得惊讶,爸爸竟然对生活有美的追求。

妈妈喜欢买实惠便宜的衣服,爸爸说,个种(这种)衣裳少买买,花点钱买几套好的。

小王买了人生第一双皮鞋,杭州红雷皮鞋厂,17块5毛,猪皮皮鞋。

“你应该买了好一点,我给你去老家定做一双。“爸爸给了他一双牛皮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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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和妈妈,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在1987年出版的《浙江出土铜镜》中,王士伦“应日本考古学界的要求,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是否产于中国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意见。对湖州镜作了较全面的论述,这在过去学术界中几乎是没有的。”

1996年,王牧在87年版的基础上,对这本书又做了增订。父亲去世前的两年,她从浙江省博物馆调到文物鉴定站,从事青铜器研究与鉴定,尤其侧重铜镜的研究,接续了父亲的研究。年轻时在专业上看似漫无目的,和父亲的疏离,其实是一颗种子的萌芽。

1958年,王士伦担任金华、丽水、温州三地区的文物普查组组长,发现了很多文物史迹:择要编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目录》的共203处。为了进一步弄清浙江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遗迹,1960年,他去温州、台州和宁波等地征集和查阅抄录了有关资料183本(种),还翻拍了许多档案照片,“是此前地方史志中没有收入的。”

王士伦在浙江的田野调查,紧随朱家济的脚步。

他对浙江历史文物遗迹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调查,多次重点调查杭、嘉、湖、宁、绍、台、衢、严各府县,只有个别文物少的县没有去。对浙江古塔做过专题调查的约有50多座,基本上搞清了浙江历代古塔的结构和风格的演变,尤其对金华、绍兴、桐乡三座塔基的清理,积累了宝贵的资料。而研究五代吴越文物及史迹,是他研究浙江文物和史迹的起始和突破点,可惜“呕心沥血之作”《吴越史稿》因历史原因,未能出版。

【业务自传】

对遗留在大地上的不易或不能搬动的文物和史迹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赋予本来的历史面目,这样就扩大了史料的概念和范围,并为我以后把文保单位构成史迹网闯开了大门。”

他说,作为具体工作来说,朱家济先生是立过大功的,自己是“起作用”。

(三)

认识陈梦家,是沙孟海牵的线。陈梦家的弟弟叫陈梦熊,他的太太正是沙孟海的女儿。

这非常符合沙孟海的个性,仗义执言,爱帮人忙。但是,王士伦却深受朱家济的影响,不爱交往,极少人情往来,不去别人家,别人也几乎不来家里。仅有几次在家里请客,几根手指头扳得过来,一次,是《杭州史事》的编辑潘叔叔来家里吃饭。但这顿饭,吃的“尽该罪古”(非常可怜):冬腌菜烧豆腐。

小王12岁开始学书法,爸爸嘴里经常提起沙孟海,“沙先生说的,笔笔力都要到。”小王嘀咕,为什么不直接介绍沙孟海先生给我认识呢?

爸爸根深蒂固的思想,你的价值完全在于自己的本事,靠拉拉扯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小王说,爸爸这个人,太直,做人幅度不大,单一。而反映在做学问上,他又非常清楚自己的短板,怕学术做多了刻板,一直想突破自己写作的活跃度,生动度。但是,他不看闲书,不看文艺作品,只看专业书,他没有文学底子,只有论文底子。

王士伦很佩服外文好的人,希望自己能开阔眼界,他经常说起,如果我外文好,那是很好的一件事。他也很佩服理工专业的人,经常讲,搞理工的人才厉害,这是真本事。王牧的儿子现在在美国读博,学理工,她跟儿子说,外公如果知道,应该会很高兴的。

2019年底,王群力到刚刚搬到教工路71号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址参观。展厅里,70后副所长郑嘉励侃侃而谈,生动鲜活,身后柜子里的坛坛罐罐在他口中变得具象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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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址。钱江晚报读者参加考古所首次公众开放日,在展厅,郑嘉励正在为大家讲解。

小王突然想起了爸爸的严肃拘谨,和郑嘉励形成强烈对比。这位考古界的“网红”如今正是负责浙江省的文物保护工作。科学和人文,学术和生活,在爸爸的接班人身上,融会贯通,分寸感拿捏得恰恰好。

爸爸开了灯,又伏在方格稿上。

他始终是一个形象。每晚,只听到妈妈在门口催:你好困告(睡觉)的,你好困告的。

小王听到最多的话,妈妈问爸爸:稿费有没有到?

笔耕不辍这个泛泛之词,套在王士伦身上,是一个动用肉身的具体形象。

【业务自传】

为了弥补学识上的先天不足,我始终坚持刻苦自学,特别是从事文物考古专业工作三十年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自修到半夜。我深信:成果来自勤奋。

单位里不太高兴,批评他和同样喜欢写写写的黄涌泉不做业务,老是写文章。朱家济护着他:文章不要写了,豆腐干文章有什么用,钞票不够我补贴你。

“看他写的东西我其实很恐惧,浩如烟海,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但王群力很佩服爸爸一点,有一种宏观思考的能力,小中见大,平中见奇,“文物史迹网”这么复杂的概念,他才能表达清楚。

确实,这个带着强烈逻辑、理性思维,不容易说清楚,也不容易理解的理论,在业务自传,以及王士伦后来的很多文章里,反复论述、提升,执念一般的存在。

这是否只是一个听来宏大却停留在纸面上的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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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首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使文物保护单位构成历史网络。

王士伦听到了心里。

“这是极其正确的高见,成了我们探索文物史迹网保护与利用的指导思想。”从这时开始,他对史迹网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首先进行了探索。

他说,研究浙江的文物,虽然前有古人,但清代的乾嘉学派,还停留在金石学的范畴,只是为了经籍训诂。“因此,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调查研究,掌握文物史迹的分布情况,搞清各处文物史迹的历史变迁,确定各处文物史迹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通过文保单位的形式构成史迹网,并切实加以保护,发挥其作用,作为文物工作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肩负着开创的艰巨任务。”

开创,开创。王士伦目标明确:必须构建浙江文物史迹网。

他兴奋地写道:任何一门学科都不是天生有的,也不是永恒的,是动态变化的。研究文物学,让我们这项事业的发展前进,有了目标……

王士伦的思维方式,学术构架,在今天看来依然有些超前。他认为文物保护单位形成的史迹网,应该反映出各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革命运动(包括历史人物),反映出各时代的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包括的内容如古文化遗址、古墓、古建筑、宗教遗迹、石窟寺、碑刻帖石、摩崖题记、纪念建筑、其他历史遗迹,“我暂且统称为文物史迹。”

【业务自传】

所谓史迹网,就是通过大地上无数的文物史迹,反映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要使这部生动的“史书”久远地保存下去,就必须通过文物保护单位的形式。

但是,这众多的文物史迹都在野外,有的只存在历史遗迹,有的历史事件甚至只存在地点,随着时代不断推移,几经沧桑,这些文物史迹必然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甚至毁灭。因此,要构成文物史迹网,首先是普查,搞清文物史迹分布情况,然后经过认真的研究,弄清各处文物史迹的原貌和变迁,确定其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选择,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王士伦提出了浙江省第一、二批重点文保单位名单100处,经上级批准公布。他对这100处名单,做了两点特点分析:

1,全部经过实地调查和认真研究的,提出了充分理由,纠正了过去闭门造车的倾向。

2,在选择保护单位时,并非把各处以及作为孤立的单位,而是从浙江历史的总体进行考虑的,从而初步形成了浙江史迹网。

100处,全部脚步丈量。这是一条难走的路,却不以为苦。

在成分复杂的历史中,他重新划重点,比如,五代吴越和南宋的历史重点在杭州,海外交通的历史重点在宁波,明代抗倭历史的重点在台州等。再就文物史迹的性质来说,他认为也要在历史发展的纵线上形成系统,如瓷窑,按时代和窑系形成系统;古建筑按类别各自形成系统。

1969年,全国文物系统工作人员集中在“斗批改干校”学习。按计划,学习结束,上山下乡,接受改造。

父亲把家里的两个木板箱漆成黑色,用来装书。家里买了一台西湖牌缝纫机。妈妈准备学做裁缝,到乡下可以赚点钱。小王的任务,是用硫酸纸把借来的一本服装样式的书,全本拷贝,他画得津津有味。

考虑到不知道何时可以回来,父母商量着,去照相馆拍一幅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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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这张合影,妈妈做了头,是精心打扮的,人却很消瘦,精神面貌与时代吻合。看得出,这幅照片是爸爸提议拍摄的。否则他不会穿这么正式的中山装,如此出众,大概是想留住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最后的样子。

这是一家四口极为少数的合影。

1969年的冬天特别冷。

西溪路,沿河走到一条窄窄的田耕路上,文三街“斗批改干校”就在那儿。小王到宿舍看爸爸,高低铺里,飘出大烟圈套着小烟圈,那是朱家济先生在抽烟。

几天后,12月29日凌晨,朱家济多次起夜去厕所,滑倒在地,心脏病去世。

王士伦没有在家里提起过这件事,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

在自传里,我找到了一句话。

【业务自传】

朱家济先生去世,我孤军奋战。

(四)

王士伦的听课笔记,虽然45°倾斜,却斜得整齐划一,几乎没有修改,像是课后重新整理抄写的。业务自传同样纸面干净,条理清晰。《浙江铜镜选录》的打印稿,他在上面改了很多次,也丝毫不乱,删除的文字用红笔涂成标准化的长条形,纸边加贴方格纸做的豆腐块标签,写上补充的文字。

他跟小王说:你写文章,就是要像鲁迅学习,改到一个字都不能改。

一丝不苟,是他的底色。

这份业务自传,逻辑清晰,用词严谨,很少感情,没有一句废话。但是,王士伦在平稳的叙述中,无论是这篇自传,还是学术论文,经常出现陡峭,且用词很急:反对、驳倒、不同意、坚决反对。

朱家济去世后,1970年代,王士伦恢复文保工作。“文革”后,文保单位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面临艰巨的抢救任务。

“我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胆忠心,大胆地抓了两件大事。”

从1970年开始,他对浙江省文保单位进行了全面调查大体摸清了全省文保单位的现状,有的遭到彻底破坏,有的局部破坏,有的被占用面目全非,有的年久失修。

“我到处呼吁,抢救文物。”

浙江文物史迹网,并非人人能理解。“有的同志把文物史迹当做包袱,怕保多了没有钱整修,或者怕影响城乡建设。这是片面的认识。问题的关键是要判明文物史迹的价值。”他非常着急。一旦决策有失误,损失的就是文物。如果文物得不到保护,就谈不上开发利用。

【业务自传】

有价值的文物史迹是社会的特殊财富,特殊的资源,再多也该保,为什么怕财富太多了呢?但是不能把没有价值的旧东西也保下来,这是劳民伤财的。文物保护得好不好,文物史迹是否得到科学的开发利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水准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应当把文物史迹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列为文物学领域中首要的研究课题。

杭州孔庙保存着南宋石经、五代石刻天文图以及其他许多珍贵的碑刻,却被杭州美术公司占为工场,有的碑刻被砸毁,有的移为他用。“我经过多方面的力争,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该工场迁走,并提出建设杭州碑林的计划,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支持。”

1972年,绍兴鲁迅故居前面的房子被拆,拓建城大马路,兴造起现代式样的鲁迅纪念馆。“我当时是竭力反对的,并作了多次紧急报告,都被当时的省革委会政工组否定了。”

否定,没关系。王士伦毫不退让。他转换思路,开始研究“气氛保护区”,文保文保,不只是保护一个单纯的古建筑,必须和所在地的历史联系起来科学衡量价值。

“杭州市想把龙兴寺经幢搬到灵隐,我却认为这座经幢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本身的价值,而且是研究杭州唐代城郭的重要坐标之一,不同意搬迁。”

龙兴寺经幢,现在依然在延安路灯芯巷口,外有凉亭遮风挡雨。这座杭城现存最古老的地表建筑,建于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距今1183年,在老地方诉说着杭城当年的市井繁华。

“杭州白塔,有些大学的建筑专家主张搬迁,杭州有关部门搬迁白塔的呼声也很高,我却认为不仅白塔是文物精华,而且它又是白塔岭的坐标,对确定宋人诗中提到的白塔桥的方位,以及研究五代吴越子城的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不同意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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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口白塔

他综合论述了杭州古代石窟寺造像,否定了慈云岭北龛为五代地藏像,否定了史岩教授鉴定为玄奘像;确认了杭州飞来峰三面八臂像为密宗观音像,对王伯敏先生所暂定的“大力明王”提出了异议。

历史学家罗新所说的“历史的反叛者”,王士伦是一个实践者。如果不对眼前的历史保持问题意识,勇于揭破,便无法创造新知,无法认识新的历史。

1979年6月5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王士伦的《岳飞墓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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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群力回忆,这篇论文获得了当年《光明日报》科技类论文一等奖

我们现在很熟悉的栖霞岭岳坟,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主流说法认为是假坟,是衣冠冢,“孝宗下诏改葬,因原葬处甚坚固,无法移动,故只能以其衣冠为葬……”对于岳飞的葬地,历来传说不一。有说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朝野遗纪》);有说在众安桥扁担岭(《岳忠武王初瘗志》);有说在天汉州桥(今天水桥天主教堂弄长寿院墙下)(《武林坊巷志》);还有说在临安菜园内。民间传闻,著作引用,多有讹错,墓葬的确切地点一直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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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的岳飞墓(图片来自《杭州文物与古迹》作者 王士伦)

王士伦清楚,史料,不是历史。

《朝野遗纪》载,岳飞死后,大理寺狱卒隗顺将岳飞遗体偷偷背出城外,草葬于九曲丛祠。此庙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传说?必须去考证。

大理寺在钱塘门内,王士伦指出隗顺背着遗骸的移动路线,必是就近出钱塘门。史载,南宋初年,钱塘门外九曲城下,建有灵顺庙,即婺源五显神寺,地址吻合。再者,隗顺不可能把遗骸埋葬到属于闹市的众安桥。

他论证了岳飞遗体的初葬之处,就在杭州九曲城下五显神祠附近,也就是后来的昭庆寺以北,现在的少年宫附近,“北山之漘”,漘,崖上平地,地貌、方位吻合。

而如今栖霞岭南麓的岳飞墓,北山路80号,则是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以礼改葬”的地方,“葬以孤仪”。

这个孤,不是孤独的孤。中国古代社会把少傅、少师、少保称为三孤。岳飞生前最高官阶是正一品少保。宋孝宗恢复岳飞原官爵,访求其尸,以一品官之仪,将岳飞遗骸改葬于栖霞岭,“起枯骨于九泉之下”,可见,这里并不是假坟,此时距离岳飞被害仅21年。

王士伦考定杭州栖霞岭岳飞墓是真坟,“否定了朝鲜人提出的并对后人有一定影响的所谓岳飞墓在众安桥的谬误,得到有关学者的支持,驳倒了原来学者中以为栖霞路岳飞墓为假坟的论点,从而对于岳飞墓庙的维修和开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岳飞墓庙大事记里,有这么几条: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岳飞墓、庙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180处)。

1966年,岳墓被毁。

1978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拨专款重修岳庙,重建岳墓。

1979年9月,岳飞墓庙维修第一期工程完工,耗资40万元,历时一年。国庆前试行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1979年11月12日,浙江省文管会召集在杭各界对岳飞的评价和岳飞墓的真伪,进行专题座谈。

王士伦负责主持重修岳墓,在墓道两侧发现两具石俑,论证了他的观点,成为岳飞墓“以礼改葬”最重要的实物证据。

【《岳飞墓地考》光明日报 1979年6月5日】

最近我们在修理岳飞墓时,发现墓道两侧,各殉葬石俑一具,头部向东,周围砌石。石俑雕刻,线条简朴,表面风化严重,从风格等方面判断,应是南宋遗物。按宋代制度,“勋戚大臣薨卒,多命诏葬……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岳飞墓道地下发现石人二,与制度是符合的。

至此,历史悬案有了定论。

1979年修复后的岳飞墓(图片来自《杭州文物与古迹》作者 王士伦)

(五)

《古都杭州》封二的作者照片,王士伦穿着白色T恤,戴着手表,头发略花白,头微微扬起。

57岁,那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

铜镜研究之后,他把很多精力放在研究杭州文物历史古迹上。《古都杭州》、《杭州文物古迹》、《西湖揽胜》、《中国名胜词典》(浙江部分)……100篇论文中杭州的内容占了起码一半的样子。

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杭州史事》,古籍编辑室给他回信:对杭州上下数千年重要史事的论述颇多创见,是近年出版的同类题材的图书中最为完备的一部。

【业务自传】

此书得到读者的好评。浙江日报副总编辑在该报上发表推荐文章。

他写《南宋故宫遗址考察》,初步考证了南宋故宫的方位、范围和宫殿布局。当时,很多学者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研究这个课题,他却把历史地理、建筑历史、历史研究、考古等几个角度综合起来进行调查研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文保技术协会理事会专门为论文宣讲,“认为是同专题文章最为详尽的一篇,并且在保护此处重要遗址起过作用。”

1979年5月,以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为基本力量成立了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此时,还没有“研究”二字。

王明达先生在浙江所成立40周年纪念会上,做过一番激情飞扬的讲话:1979年,我们报上去的名字,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但最后,“研究”两个字却砍掉了——考就是研究,还要研究干嘛。直到1986年,才加上“研究”两个字。

王明达先生回忆这张照片,一定在1986年以后,因为此时所名已经有“研究”二字。左起:牟永抗、刘军、王士伦、姚仲源、和佐喜(日)、陈文华(农业考古主编)、菅谷文则(日)、王明达。

环城西路20号大门两侧各造了两层楼房,北侧是考古所,南侧是文物商店办公室及收购处。老文管会有8人回到老地方上班,王士伦、朱伯谦、牟永抗任职考古所,金祖明任职文物商店。

第二年,198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正式设立“文保室”作为内设机构,专门从事地面文物的保护与研究,王士伦任首任文保室主任,“人员由原来的我一人陆续增加到十人。”

浙江省的地面文物保护事业迈入全新的历史时期。

王士伦组织、指导并参加了绍兴和杭州两地39处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保单位的“四有”试点工作,建立起了科学的较完整的档案,划出了保护范围,并为这些文保单位的管理开放提出了合理的意见。之后,在试点的基础上,继续向全省铺开,配合省政府公布了第二、三批省保单位,并推荐各县政府陆续公布了一大批县(市、区)级文保单位,基本建立起浙江省较为完善的文物史迹网。

“这项工作得到国家文物局的赞许,在《文物通讯》上向全国推荐经验,并引起了兄弟省市的关注,来信索取资料。”王士伦写道。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李小宁说过,浙江的文保工作到目前都是按照王士伦当年的思路、理念在走,也就是在文物史迹网的体系下进行保护,不同层面,不同类型,比如造纸作坊、民居,都是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物质载体,也要保护。从文保类型的多样性上,浙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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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后期,王士伦和吴寅在浦江龙德寺工作。吴寅是谁?他曾参与湖滨营造,我们今天在西湖看到的铁链护栏就是他设计的。1930年代保俶塔重修也是他设计的。

浙江地大物博,即便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同一类型的建筑,由于匠人掌握的技艺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风格。比如浙江龙游县明代宗祠建筑,就存在徽州帮风格和东阳帮风格。1970年代,王士伦负责修复宁波保国寺,同时也痴迷古村镇,比如富阳龙门古镇,反复去,吃饭时也要跟小王讲龙门,讲那里的村落布局的文化价值,工作后期他开始研究风水堪舆,因为要结合更多因素和范围,辨析历史建筑的内涵。

如果不弄清文物的价值所在,人们很容易被陈见所框,真正的历史,会从我们眼前掠过,文物也很难得到妥善保护,这是不可逆的。

【业务自传】

我认为应该把文保事业作为文物考古领域一片单独的学科予以重视。把文保单位工作仅仅理解成搞地面文物的,或者只偏重于古建筑,或者看作是单纯的管理工作,都是有碍于这项事业发展的,在这种片面的思想指导下,文保工作就难以统一规划,史迹网页就难以形成,这个教训必然引起十分重视。

1980年代的一天,王士伦找到毛昭晰:胡庆馀堂要拆了!

杭州胡庆馀堂国药号建筑群,杭州人熟悉的“胡雪岩故居”,在1950年代便为文物工作者所瞩目。但王士伦清楚,人们一直只是把它作为一般的古建筑看待,并没有真正引起真正的重视。中国传统建筑的范围很广,胡庆馀堂的价值不能用古建筑的标准来衡量,“要把文物史迹放到历史的网络中去认识。”

1982年,王士伦写了一篇《胡庆馀堂兴衰记》,发表在当年《文物天地》第二期,对杭州胡庆馀堂建筑的特点和历史价值,从文物史迹网的角度,重新进行了论述。

“这个论点,在一九八二年的工作汇报中我已经明确提出,引起了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的重视,并得到杭州市人民政府的支持。”

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了这期刊物,今天读来,信息量依然满满,几乎全篇划重点,可以说是胡庆馀堂的最佳导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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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三进楼屋的南面,有十二间鹿房,是胡庆馀堂养鹿的地方,用来制作鹿丸——我们现在爱喝的“黑糖鹿丸奶茶”,不知道是不是抄了胡雪岩的概念。

胡雪岩资金雄厚,药号、药行、门市三者兼营。胡庆馀堂的建筑,正是根据这三方面的需要,吸取其他各家药号的长处,结合江南住宅园林的特点,进行巧妙设计的。

王士伦详细解读了胡庆馀堂的经营理念。比如过去,杭州中、小药店都配有坐堂医生。胡庆馀堂生意兴隆,不设坐堂医生,却聘请了许多名医,致力于研制传统成药,可说是别开生面。

除了自家养鹿,胡庆馀堂在大井巷还设有两处养鹿场。缢杀生鹿的时候,常常要先敲锣游街,表示胡庆馀堂配制全鹿丸是货真价实的。在制作成药方面,无论选料还是工具,都不马虎。比如制作“紫雪丹”,使用银锅金铲,以加强药效。胡庆馀堂的饮片,用的都是上好药材,门店出售是亏本的。

胡庆馀堂制作辟瘟丹时,胡雪岩要职工住在店铺里,斋戒洁身后方才动手制作。这看来似乎像迷信,实际上是符合制药卫生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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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文物天地》1982年第二期

然而,在王士伦写此文前几年,该店要求拆除第三进。

他再次“不客气”了——

【业务自传】

我们闻讯后,当即发函给杭州市政府,提出不应拆除的理由。后来市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征求一位先生的意见。不料,这位先生却认为第三进建筑很一般,没有保护价值,结果被批准拆除。既然第三进建筑可以拆除,于是原来很有特色的围墙也被拆除改造了。那位先生是建筑界的权威,可惜他不知道胡庆余堂建筑群是反映这家著名国药店的历史建筑,它的价值远远不是从古建筑的价值观念所能认识的。

1988年,胡庆余堂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扩大了原来人们理解的文物史迹的概念。“清末胡庆馀堂国药号建筑(反映国药企业史)、民国元年浙江体育会(我国近代最早的体育组织)摩崖题记、湖州钱业会馆(反映近代金融史)等,都作为文物史迹加以保护。”他写道。

待续未完。点击这里看浙江考古“前浪”传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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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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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人都信任胡庆余堂的产品,质量顶呱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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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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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一个新中国培养的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理念、学养的新中国第一代文物考古人形象跃然纸上。民国时代的文化人和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有机结合,中国近代文物考古事业在新中国延续了中华文明的辉煌。

173****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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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该罪古”,中后两字一般用“罪过”。

136****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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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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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荷
青荷

了不起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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