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不回避必须的面对,像树木一样长啊长啊

全文艺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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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在多伦多家中的书房。

张翎前段时间在温州过年,经历了温州出行限制最严格的三周。之后回到多伦多的家,自我隔离两周后,加拿大疫情发展严重,也进入城市基本停摆、居民遵守“社交距离”的状态。动与静之间,她早已能够坦然自若。

张翎,这些年基本是地球候鸟的状态。

“两边的疫情我都赶上了,算起来我已经将近三个月没太出门了。”

如果天气好,她会去多伦多家附近的公园走一圈。如果路上遇到和她一样“抢”阳光的人,他们会远远挥手打个招呼,心照不宣彼此避开,分道行走。

张翎说,好在她本来就是个很宅的人,似乎已经习惯在家的日子。加上现在国际边境大都关闭,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呆在家里读书码字,希望两边的人都各自安好。

不过从这些年的经历看起来,张翎的宅,是一个静的阶段。在路上,是另一个动的阶段。她的路上,不仅仅是加拿大与中国,多伦多和故乡温州之间,除了这“两点一线”,这只飞翔的鸟儿,还喜欢带着好奇心,去世界的很多角落云游。

那些角落,那些地点,是能够勾起她灵魂深处片刻颤动的地方。

那些地点,曾经生活着让她念念不忘的人。比如勃朗宁夫人、艾米莉·迪金森、乔治·桑。

她新出的书《三种爱》,就是在云游了一处处心目中存放已久的地点之后,她的遇见。

虽然这些天宅着,但张翎手头好像永远有忙不完的事——小说、剧本、随笔,你不知道,她明天会端出个什么。

虽然“爱”仍然是一种终极的表达,但张翎并不那么喜爱“鸡汤”。“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没有良方。我们只能等候时间慢慢地填平沟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战胜时间,瘟疫也一样。”

这是一个思考着的作家的理性。

以下是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与张翎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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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在佛罗伦萨勃朗宁故居阳台。

【我们可以尝试学习与疼痛共存】

小时新闻:记得上一次采访你是去年6月,《废墟曾经辉煌》、之前是《劳燕》、《流年物语》,您都做过钱报读书会,不到1年时间,您又有新作问世了,是不是近年写作的强度更高了?

张翎:说起出书,其实《劳燕》之后就懒散了,总共才写了三部中篇小说(《胭脂》、《廊桥夜话》《拯救发妻》(待出))。《废墟曾经辉煌》是二十几年中积攒的散文一次性结集出版,而《三种爱》里的三篇文化随笔,也是在2012-2018过程中陆续完成,在经历了漫长的出版周期后,于今年结集成书的。当然也算是新书,但却是多年的耕耘在今天结的果实。

小时新闻:这本书《三种爱》自然是以“爱”为中心的,您本人又有很长时间听力康复师的经历,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疫情稳住后差不多恢复正常后,很多人的心理也需要一个康复过程,您有什么建议吗?

张翎:这次疫情范围之广,死亡的黑爪几乎爬遍了整张世界地图。无论是怎样的强国,不管平日以什么样的医疗科技成果倨傲,全人类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依旧是猝不及防的。看到每天死亡数字的攀升,每一个数字都是全家福照片上的一个窟窿,忍不住想起约翰·多恩的“丧钟为谁而鸣”——“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

这场大疫过后的心理创伤是多重的,有对逝去亲人的哀伤,有对无法和濒死亲人告别的巨大遗憾,有对可能由于自己的不慎而感染了别人的负罪感……这场灾情还造成了一个事先没想到的后果,那就是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意见上的严重分化。这种分化从大了说是国际关系的紧张,从小了说造成了亲人朋友间的撕裂状态——这是一个很难迅速弥补的长期创伤。而且,经过这场大疫的人并没有时间安静疗伤,我们都得立刻承受由于停摆造成的全球范围内经济萧条,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走过这一关。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没有良方。我们只能等候时间慢慢地填平沟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战胜时间,瘟疫也一样。

小时新闻:您书取名“三种爱”,能否跟读者解读一下,是怎样的三种爱?

张翎:书的原名是《那些年,那些惊世骇俗的女人》,《三种爱》是出版社的决定。

小时新闻:关于爱的书写,读者可能会想到电影《芸知道》,是您写的剧本,人到中年,您如何看待失去亲人的疼痛,以及人生中其他的疼痛?

张翎:疼痛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良方。唯一能够真正指望的是时间——时间会慢慢让我们学会遗忘。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凤凰涅槃”“烈火金刚”的这些概念,不见得对所有的人管用,因为个体的承受能力有极大的差异。假如时间不能最终帮助我们抵达遗忘,我们可以尝试学习与疼痛共存。所有的心理干预都是希望能够缩短这个习惯的过程,假如环境是宽容有益的,人的反弹能力还是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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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丽·狄金森故居“家园”前所摄。

【女人:经济状况和生命力】

小时新闻:这本书可以说是您在世界行走的一个产品,三个部分写于不同的时间,这些年您一直在进行基于文化热情,比如对某一个作家的热情而去探访他们的故居的游走吗?

张翎:在我为了生计成为听力康复师、后来又成为作家之前,我的本科和硕士专业都是英美文学。我一直喜欢探讨在苛严的社会环境下女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又会和什么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在十九世纪,一个女人想成为作家,光有创造力是不够的,她们还需要有谋生的能力,还要有足够坚实的脸皮,经受得起男性占据话语权的文坛里的各种嘲笑和耻辱。

小时新闻:我注意到您写这三位女作家时,都提到了她们自身的经济状况,想到简·奥斯汀的小说,也都涉及到一个女性的经济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这三位女作家还能成为后来的她们吗?相对来说,其中艾米莉·迪金森是依附于兄长生存的,这是否对她是一个巨大的困扰?

张翎:我所感兴趣的这几位女作家,如佛吉尼亚·伍尔夫,简·奥斯丁,勃朗宁夫人,乔治·桑,她们都有独立的收入,她们可以选择不结婚,但假如选择婚姻,都是出于情投意合的爱情。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则完全没有收入,连零花都得从哥哥口袋里讨,她是这些女作家中间的一个异数,她没有选择爱情的自由,甚至在生前没有发表过任何署名作品。

在同时代的欧洲男作家和艺术家中,常常会出现被贵妇人以各种形式“包养”“赞助”的状况,反倒是女作家在那个环境里依靠自身的才华、或者家族的遗产独立谋生。她们从男人身上汲取灵感和激情,但是她们并不依赖男人。她们也不依赖男人成名,事实上,她们在世的时候,大部分都比她们的男性伴侣更出名,比如勃朗宁夫人,乔治·桑,佛吉尼亚·伍尔夫。她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看起来都属于超前的人,我对她们充满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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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朗宁夫人。

小时新闻:看完这本《三种爱》,我能感觉到您到女诗人勃朗宁夫人有种特别的深厚感情,是因为自己大学时代外文系的经历,还是勃朗宁夫人本人对您有一种特别的打动?

张翎: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最震撼人的奇迹。在遇到勃朗宁之前,她身体极为孱弱,不能和家人一起吃饭,下楼都必须由弟弟背抱。而勃朗宁带给她的活力,却能让她站起来,常年在欧洲行走,生下孩子,并几十年里坚持写作。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通常会对这样的故事带着天然的质疑,觉得有点狗血。可是在阅读了勃朗宁夫人的生平传记和书信之后,我才真正相信这是个落了地的奇迹。

小时新闻:您对这类“生命奇迹”天生有种审慎态度?

张翎:我自己从小身体也非常孱弱,上小学时每个学期都要住一阵子医院。记得十二岁时和母亲走在街上,遇到先前看病的儿科医生,他竟然当着我的面问我母亲:“这孩子还在啊?”所以我对那种身体的孱弱和思想的丰富形成巨大对应的女性,本身就抱着一种比强壮的女性(如乔治·桑)更多的同理心。况且,在这三段采风过程里,勃朗宁故居给我的震撼最为强烈,与那位守墓修女的相遇,又给了我很多属于私密层面的撞击。所以我在写她的时候,情绪更丰沛一些。

小时新闻:在诗、私奔、身体病痛三者之间,您是否在勃朗宁身上找到一种有现代性的女性力量?

张翎:这三位女作家都是超越本身所处时代的人,勃朗宁夫人身上具备比一些现代女性更为超脱的力量,比如她终身能够依赖自己的家产投资所得保持个人经济独立,维持了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而勃朗宁先生一辈子没有做过任何一份有薪工作。勃朗宁夫妇基于爱情和彼此欣赏基础上的婚姻,一直没有受这些因素影响,彼此没有任何阴影。

她的开放独立还表现在她对社会问题、对生存状态不公的强烈关注,她的关注还跳出了国界的狭窄羁绊。她在自己的诗作中为意大利的自由独立高声呐喊,甚至不惜冒犯她的祖国大英帝国的颜面。这是许多男诗人也无法冲破的束缚。在今天这个以邻为壑、逆全球化的语言环境里,她可能会被乱石砸死——这就是她超人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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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在勃朗宁夫人墓园守护修女的书房中看到徐志摩后人留言。

【那些女人:隐居者和标新立异者】

小时新闻:我们知道美国有两位声名显赫的隐居者,您如何评价艾米莉·狄金森式的隐居,和塞林格式的隐居,您如何看待中美都有的隐居文化?他们与陶渊明心意相通吗?

张翎:我想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存在着隐居者,隐居者之所以选择隐居,原因是大体相同的,无非是对他们所处的时代极度失望,想抵抗外边世界对他们内心世界的侵蚀。

狄金森和塞林格的隐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内心世界已经丰富到如此一个层面,他们再也不需要任何外来力量以增添任何新的内容,他们都觉得外来力量只会削弱而不会加强内心的丰盛。

他们两人唯一的不同是:狄金森选择隐居的时候,是个完全无名的普通女子,而塞林格已经是成名的作家;塞林格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维持自己的生活,而狄金森却要依靠哥哥维生。狄金森的隐居并不是彻底的隐居,因为她哥哥和情人可以随意出入她的居所,打乱她的个人生活。她没有隐私,所以才会把一生的天才诗作隐藏得那么深,连她至亲的妹妹和嫂子都只知其一二。她最渴望逃离却永远无法隐避的“外边世界”,其实是她哥哥的婚外恋和随之造成的复杂家庭关系,她像一头昆虫被无助地缠绕在那张蜘蛛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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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莉·狄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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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

小时新闻:乔·治桑的标新立异,在今天的女性看来,是否已经过时?只要愿意,我们今天的女性是否已经拥有了乔·治桑那样的自由?

张翎: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衡量那时的乔治·桑。在她那个年代里,“离婚”这个词还不存在于体面生活的词典里,一个女人带进婚姻的家产,婚后完全属于丈夫,一个单身女子,在巴黎这样的城市里,甚至都有可能租不到房子居住。她无法和丈夫产生任何思想上的沟通,但她完全可以选择婚外情,然而她宁愿身无分文地离开丈夫,带着女儿到巴黎谋生。假如她是个洗衣服女佣,生活反而简单,她只要肯吃苦就能活得下去。然而她是带着贵族血统的女子,她只能用羽毛笔谋生,尽管在巴黎的日子可以用“声名狼藉”来形容,但她和每一个男人都坚守了两情相悦的底线。

今天的社会,远比她那个社会宽容,女人可以选择离婚,而女人的自身财产大部分情况下归自己所有。如果脱离了那个时代背景,乔治·桑的困境就会失去参照点——她的勇气空前绝后。

小时新闻:您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对女作家的关注的?看来还要边行走边计划写一系列国外女作家,关于“她们的书”?这些您想写的女作家是否与您自身的女性立场比较一致?

张翎:我判断女性的立场和对男性是基本一致的,并没有特别鲜明的“女权主义者”立场。我关注欧美女作家是因为同为女性,我可以省去跨性别的书写障碍。再者,关于那个时代的男性作家已经有了足够的书写,我更期待这少少的几个杰出女作家不被后世遗忘。

张翎此前在温州的果园里

 【温州女人】

小时新闻:您的身份有多重:一个温州女人。曾经的学霸、浙江(外文类总分)高考状元。曾经的听力康复师。作家。时至今日,您如何看待自己?

张翎:我不太“看待”自己,因为自己不好玩。只希望自己不要太过成熟,还能继续从世界汲取营养,用勃朗宁夫人的话来说,依旧希望“就像树木一样长啊长啊”。

小时新闻:今后的小说有什么规划,似乎这两年,您的叙事中心依然在欧美和故乡之间来回游走?

张翎:现在到了我不再需要为稻粱谋的阶段,反而有些懒散,因为我深切感受到目前的状况下,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写作是个奢望,世界上绝对不缺一本不痛不痒的书,真让人疼痛的文字又早已被前人写完。

小时新闻:我们知道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是根据您的小说《空巢》改编的,您如何看待今天的温州女人呢?她们和您《三种爱》中的三个传奇女人有相通之处吗?

张翎:温州女人也是挺多元的,我无法用一句话或一个形象概括她们。大体上的感觉,温州女人是挺有韧性的,挺能吃苦,在家中都承担得起重担——男人的一句好话能让她们移山填海。当然,我是一个相对异类的温州女人,我丝毫没有经商头脑,除了写作,在一切其他方面都属于没有发育好的人,弱智而无能。我的存在似乎是专门为了衬托其他温州女人的强壮和坚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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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翎,浙江温州人。

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多伦多市,曾为美国和加拿大注册听力康复师。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代表作有《劳燕》《余震》《金山》等。小说曾获得包括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台湾时报开卷好书奖,香港《红楼梦》全球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并七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获得包括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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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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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避必须的面对,像树木一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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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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