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浙江省社科联、钱江晚报共同推出“江南文化”系列主题报道

新教育

编者按:年以来,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行动如火如荼,上海以及苏浙皖等地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兴起,长三角地区高校、学者对江南文化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

为共筑文化发展高地,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今起,浙江省社科联、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联合推出《长三角一体化视野下的“江南文化”》系列主题报道,从地理、历史、人文、融合发展等多角度,挖掘“江南文化”中积极奋进的精神内涵,寻找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认同,赋予其当代意义,为国家战略的文化自信赋能。
今起推出第一篇,由浙江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人文学院教授、红学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专家梅新林讲述:

何处是江南,为何“最忆是江南”

钱江晚报 小时新闻 首席记者 王湛 通讯员 王苇佳 林谷颖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在目前使用的人教版一年级上册语文课本里,这首汉乐府《江南》作为必背古诗出现。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江南的模样第一次朦胧地在心中勾勒出来。
可是,江南,到底指哪里?地理上的江南,如何界定?历史上的江南版图,又有过怎样的变迁?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时代进程中,“新江南”又具体指向何处?
何处是江南?

从长江以南到环太湖流域

据淮海工学院的张兴龙考证,“江南”一词最早见于《左传》,但里面的“江”指长江,因此,先秦的江南常常被理解为长江以南地区,其地理范围约为今天的重庆、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一带。
在二十四史中,以司马迁《史记》有关“江南”的记载最早。比如,“(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浙江工业大学梅新林教授指出,在《史记》之后,《汉书》《后汉书》也大致延承了这一“江南”的概念,如同“中原”“塞北”“岭南”等地理名词一样,用以表现特定的地理方位,涉及如今的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区域,所指区域范围相当宽泛,难以明确其边界所在。
梅新林将之称为“泛江南”。
随着唐宋“江南道”“江南路”行政区划的划定,中原地区战乱、北人南迁,“江南”所指的地理范围不断东移、缩小,到明清时期演变为环太湖流域的吴越地区的“小江南”。
“江南的概念从泛指到特指。”梅新林说。

绍兴水乡

当今“新江南”指哪里?
梅新林引入“雁阵模型”

上个月,梅新林又提出了“新江南”的概念。他解释,“新江南”概念是将历史的江南和“长三角城市群”融为一体。
这一概念与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相合。
在这个规划里,“长三角”区域版图纳入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即“三省一市”;“长三角城市群”包含26个城市,除了上海之外,还有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常州、苏州、无锡、南通、泰州、盐城;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台州;安徽的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宣城。
26个“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及其他“三省一市”的外缘城市,是“新江南”的地域所指。
为表述清楚“新江南”的概念,梅新林引入“雁阵模型”。简单来说,长三角城市群就好像一个雁阵,上海是领头雁,南京和杭州是两翼雁群,合肥殿后。
梅新林说,上海在地理位置上居于最东,“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双规划的首要地位以及自身的经济实力让它成为“新江南”的中心。
因此,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引领南京都市圈(南京、镇江、扬州)和杭州都市圈(杭州、嘉兴、湖州、绍兴),而苏锡常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则分别“伴飞”南京、杭州都市圈。
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里提到,2030年,长三角城市群要成为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北海道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并肩的第五大世界级城市群。 

西湖残荷。

为什么“最忆是杭州”?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白居易的《忆江南》,道尽杭州风华,更是将杭州认为是江南的“最忆”区域。
实际上,在“江南”的历史演变中,先后形成南京、杭州、上海三大轴心。换言之,三大轴心的依次位移,构成了江南发展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
西晋末“永嘉之乱”,匈奴攻破晋都,晋愍帝被俘,这一切迫使晋人南渡,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这是历史上我国中心的首次南移。但随着隋唐统一全国建都长安,以及北宋定都开封,文化中心再次北返。
北宋末“靖康之乱”后,南宋定都杭州,中原人在此定居,建书院,立家祠。
在此背景下,一时江南地区家族文士辈出,文坛群星闪烁。据考证,南宋籍贯可考的著名文学家500人中,有167人籍贯位于浙江,占其中的1/3。春日游园发出“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叶绍翁,在弥留之际依旧不忘嘱咐儿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都是南宋时期浙江籍文人

梅新林认为,宋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盛,既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同时也为儒学道统的重建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活力。比如浙东学派三大分支永嘉学派和金华学派、永康学派皆诞生于这一时代。浙东学派发轫于南宋,发达于明清,其代表人物多为浙江籍学者。南宋“才气超迈”“下笔数千言立就”的永康学派创始人陈亮在《四弊》中陈述“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的“农商并重”思想,为“士农工商”之末流的商人正名。经世致用、义利并重是浙东学派的核心思想。

南宋浙江文人名士辈出离不开发达的教育支撑。当时,杭州官学、书院林立,“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私学也十分兴盛,教育趋于平民化。华东师范大学的葛昕考证,南宋设有专为农民子弟开设的季节性学校,在农闲时为平民进行识字诵读的文化普及。
南宋初年,政府财政困难,因此鼓励对外贸易。在浙江省杭州、宁波、嘉兴、温州多地设置市舶司,官方交易和走私贸易都十分盛行。交易量的增大促进货币流通,纸币开始在较广范围使用。贸易的繁荣带动经济发展,进一步推动雇佣关系的出现和发展。这一切为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夯下基础。
“汴中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南宋诗人袁褧在《枫窗小牍》中写道。毋庸置疑,自南宋起,杭州成为江南的轴心。直到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开放,成为最早完成近代化的新型城市,由此确立了新的江南文化轴心地位。

学者名片:

梅新林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学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专家,浙江省特级专家,在全国率先成立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编《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还出版了《红楼梦哲学精神》《文学地理学原理》等学术专著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等发表论文100余篇,多次获教育部与浙江省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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