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影评|乡村振兴的中国道路 —《天渠》与《春天的马拉松》合议

影视老司机

林 玮


12月13日,贵州省遵义市野飙乡草王坝村村民在党支部书记黄大发带领下,开渠引水造福一方的电影《天渠》在杭州首映;12月14日,核心剧情取材于浙江宁海山村建设真实故事的电影《春天的马拉松》全国公映。

接连两日,以乡村振兴为题材的影像闪耀银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城乡变迁的漫长历程浓缩于两部电影之中,生动诠释了中国道路的现实土壤、组织根基和呈现路径。在这两部电影里,“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存在,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必要依托,其振兴不仅是国家意志显现,也是社会情感所向。通过光影,乡村振兴的故事化表达在这两部电影中有了新的探索。


田园美景与乡愁情怀的辩证


同为国家电影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宣传推介影片”,《天渠》和《春天的马拉松》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了“绿水青山”的乡村美景。影片中,无论是高空俯视遵义蜿蜒曲折十公里的峭壁水渠之磅礴,还是低机位仰拍阳光下浙东地区漫山遍野的青翠欲滴,都把乡村的田园风格呈现于银幕,使观众的目光久久凝视于乡村的独特山水美学。

如果美景是两部电影呈现的乡村之“表”的话,那么其“里”则是深厚的乡愁情怀。这种情怀不是外来者的猎奇,而是生长于斯的人们对故土的眷恋。当黄大发在县水利站面对大幅遵义市地图,仔细寻找“草王坝村”却一无所获,回到村里语重心长对乡亲们说,如果不修渠,这个村落就将彻底消失的时候;当方春天在面对三委会成员和镇纪委领导干部的质疑,自述自己在城里创业成功后返乡竞选村委主任,实为力避云顶村沦为“空巢村”的时候——这份由乡村美景的表象所暗含和隐喻的“乡愁”,是真实存在的。它的分量力透纸背,沉淀于村民的记忆中,非身在其中、历经其事、心系其土、梦萦其境者难以领会。

而要理解中国的乡村振兴,就必要理解这种“乡愁”。它不是招徕游客的噱头,不仅是遵义漫山的梯田、云顶山头的马拉松赛道,也不仅是民宿的一晚,或竹篾编织的手艺、十里红妆的排场,更是中国人安土重迁、祖先崇拜、和亲睦族观念的显现。正如习总书记意味深长又充满诗意地界定的“乡愁”:它是“看得见”的山,“望得见”的水,更要有记得住的“愁”。


崇高事业与琐碎日常的辩证


在《天渠》中,“乡愁”被转化为一个村落崛起的崇高叙事。村党支部书记黄大发历经36年,带领村民绝壁引水,最终修成横跨3座大山、9处悬崖的20里长渠,这一壮举无疑极度彰显着人性与党性的光辉。因此,无论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能在影片中找到激励自我崇高意识的精神来源。尤其在儿子拒绝、女儿病逝中,黄大发超越日常的乡村致富带头人形象,得到了镜头的一再确认,甚至其扮演者郑强在身高上也远远超过身形瘦小的人物原型。

英模题材作为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传统,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有着巨大作用。尤其在娱乐成为电影艺术近乎唯一属性的今天,《天渠》的故事具有相当厚重的震撼力。但真实的乡村及其振兴并不总有伟大,伟大是需要平凡与琐碎的生活来加以填补的;或者说,崇高事业的背后总有支撑其崇高的日常。

《春天的马拉松》就将乡村振兴的细节支撑淋漓尽致地呈现于优美的乡风民情之中。除了山林大火、征地伐竹、道路硬化、工程偷工等程序上的工作,还要说服民宿老板娘接纳女儿的自由恋爱,带老护林员的小孙子走出大山,管教女儿、安抚妻子……这些琐琐碎碎、人情冷暖统统构成了云顶村村主任方春天的“事业”。它们看似与崇高、伟大无关,可却促成了党的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密切关系,促成了“就算与方春天闹掰,我也一样要投他的票”这样出人意料的民意表达。

习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文艺要“深深融入人民生活”,就要表现“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而这些不仅是文艺动人的内涵所在,也是乡村振兴得以实施的关键——那就是要设身处地为村民着想,拉近情感,留住乡愁,以此成就我们事业的崇高与伟大。


城镇扩张与乡村再造的辩证


毋庸讳言,过去四十年来,在城乡二元结构对立的发展进程中,占据主角的是“城市”。但在相对更漫长的前三十年时间里,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乡村(中国城市化率在2011年首次超过50%)。不但市场化改革的路径是从乡村(安徽小岗村)开启的,政治体制的变迁也是从村民自治入手而逐步拓展的。

《天渠》的主人公是党的村支部书记,其人格魅力与基层威信是通过拉出自己的“棺材本”以集资修渠、为砸破了灶台的邻村村民修瓦换锅等无私行为所积累而来的;而《春天的马拉松》把主要故事弧放在宁海县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上,则显现出乡村再造的一种制度化逻辑。二者相加,正构成了理解乡村振兴的根本路径:既要有好的干部,更要有党的领导,还要有规范的制度。

如果说“好的干部”是传统乡贤文化的内核,“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以来就始终坚持的发展思路,那么“规范的制度”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与城镇扩张互动的过程中,乡村生活逐步形成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代表着乡村振兴的现代化前景,同时又高度依赖党的干部在群众之中的情感关联。如果没有黄大发前往水利站学习、县财政配套水利资金(6万元和38万斤玉米)这些制度保障,再高的基层威信和群众关系,也会变成被洪水冲垮了的“断头渠”;而有了“36条”的规范制度,也需要方春天付出被处分的代价,变通处理,为村民办喜事提前修好祠堂前的道路。

这些辩证就是乡村振兴的中国逻辑,是电影艺术在处理重大现实题材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复杂与深刻。虽然读了《天渠》与《春天的马拉松》,未必能理解乡村振兴的全部内涵,但一定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的复兴和乡村的振兴自有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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