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丛谈|陈望道办大江书铺

全文艺

□周维强

陈望道先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汉语全译本的译者。当年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将《共产党宣言》译出在《星期评论》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便向戴季陶举荐陈望道来担此译事。戴季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译本(原著为德文本)。陈望道便依据日译本,对照英译本,完成了这一项翻译。这部译著1920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首次出版。初版印了1000册,定价“大洋一角”。但这个初版本书名印成了《共党产宣言》,所以立即改正书名,再印第二版,也是1000册。

陈望道传记。

这部译著的初版本在出版史上的位置,今天是很清晰了。陈望道先生教学、著述、翻译,是大学教授,也曾经在上海创办了大江书铺,真是生龙活虎。

上世纪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新闻和出版业的中心,无论是文化古都北平、首都南京还是珠江三角洲的广州,都不能和它比肩而立。在上海办杂志、开出版公司,天时地利人和,但同行竞争也更加激烈。1928年下半年,陈望道和汪馥泉、冯三昧等人合资创办民营出版机构大江书铺。陈望道是大江书铺的经理,汪馥泉是编辑主任。

陈望道起意要办书铺和刊物,是要在这个“进向大时代”去的“是在动”的中国,“也想写一点”(见陈望道1928年1月31日致汪馥泉信),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了筹办书铺,从1928年1月起,陈望道与正在南洋的汪馥泉互通书信,讨论办书铺的方针、经营以及名称等事项。汪馥泉是“五四”时期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陈望道与汪馥泉有师生之谊。汪馥泉此时正在印尼任报社编辑,陈望道希望汪馥泉能来跟他一起做这件事。

陈望道办这个书铺,在经营这方面也考虑得比较多,在资本筹集上想到过请朋友凑股份的事。1月31日,陈望道写给汪馥泉的信里就说:“总要有一人像章锡琛样当作一件生意干,才能有出色。”这表明陈望道这个书生在做出版实务时,也还是意识到了经济问题的存在。陈望道3月4日写给汪馥泉的信里说:“书店……我想最好范围略宽,为科学、思想、文艺的传播机关。”这是说出版图书的范围。6月2日,陈望道写给汪馥泉的信里说:“我以为我们要在这小书店如毛的当中,有点特色,本钱似应大一点。”这是对出版资本问题的设想。8月4日,陈望道写给汪馥泉的信里又说:“我的计划书铺,有一大方针:即经济条件与人同等,而以我们质上量上的努力竞胜它。我以为,反此原则,一定要失败的。以一万办,即以资本博人信任……”这是对资本运作的讨论。

除了讨论书店,陈望道还与汪馥泉商讨了办杂志的事情。当年在上海有影响的出版社都会办一种或数种和出版的图书相呼应的杂志,杂志和图书的出版互为声援。陈望道写给汪馥泉的几封信里,先后讨论了杂志编辑的基本轮廓、办杂志的“人力资源”、杂志刊登广告等的经营策略。

半年多筹划后,1928年9月,大江书铺正式开业。按照曹聚仁《大江书铺》的回忆,书铺“开在北河南路一处里巷中,房租也不贵”,资本有一万元。这是一家小型的出版机构。

复旦大学复制的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初版本和1920年9月再版本。

大江书铺开办后,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书,譬如陈望道和施存统合译的、波格达诺夫著的《社会意识学大纲》,销行很不错,曹聚仁说他的行囊中,也一直携带着。书铺出版的还有施存统译、波格达诺夫著的《经济科学大纲》,鲁迅译、卢那卡儿斯基著的《艺术论》,陈望道译、青野季吉著的《艺术简论》。在曹聚仁的记忆里,大江书铺刊行的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划时代的著作”《中国诗史》,沈端先(夏衍)所译的、高尔基著的长篇小说《母亲》,谢六逸翻译的《日本近代小品文选》,茅盾所著的小说集《野蔷薇》,“也都获得读者的推许,销行三版以上”。在大江书铺出的图书还有丁玲的小说《韦护》,傅东华的《两个青年的悲剧》,茅盾的《宿莽》,鲁迅翻译、法捷耶夫著的《毁灭》等等。

然后大江书铺的经营是不成功的。陈望道虽然希望“总要有一人像章锡琛样当作一件生意干”,但实际的工作上还是不够的。所以曹聚仁后来说大江书铺:白纸印黑字是一件事;销行开去又是一件事;能把客户的书账收回来又是一件事。并不要多少日子,那一万元资本却用完了,要支持下去就困难了。不久后,曹聚仁提到的这几种名著,譬如《中国诗史》以及《白屋说诗》等等,其纸版、版权都转到章锡琛、夏丏尊所办的开明书店手中去了。大江书铺播下的种子,让开明书店收成了。曹聚仁因此说“书生开‘书店’,三年不成”。章锡琛、夏丏尊固然是书生,他们的开明书店办成了,实在是由于“章锡琛、夏丏尊都是绍兴人”,得了绍兴人的“钱庄”的“传统”,“由钱庄而转入出版业,他们也是得风气之先的。”曹聚仁还曾经用过“开明型”这一词语,说开明书店的人“不仅是书生,而且是很精明的市侩——可也不是铜气很重的市侩,他们都懂得文化事业的意义,以及把握读者心理的技术。”“市侩加书生,他们是实践的人”。出版家张静庐写于1938年的《在出版界二十年》里就讲到过那时的小型出版机构的营销问题:“……书店的营业是靠‘放账’的,出版的书,委托各地贩卖书店代售,卖出还钞,很多的卖出了也不还钞,于是乎有了‘账底’。这‘账底’,也可以说是‘千年不还,万年不赖’的长期欠账。一家书店要先有了一层‘账底’,然后可以逢年逢节,在‘账底’以外的欠款项内,收到了三五成已经卖掉了的书款。(自然,大资本的书店有了自己直接的分店支店,这痛苦就可以免掉了。)”“你要花上半年一年的精力,将赚来的钱来铺这‘账底’,没有‘账底’就没有人替你贩卖。就是有人替你贩卖,卖出之后还是不还你的钱。这‘不还的钱’说来说去还是‘账底’。”这或许可以解释陈望道先生大江书铺终于支撑不下去的一个缘故:资金链出了问题。

开明书店。

大江书铺关门的还有一层因素是来自政治挤压。史载,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国民政府依靠官方新闻网络,垄断新闻的发布权和评论权,控制全国的舆论,“阐明党义,宣扬国策”;制定新闻法规,设立“新闻检查所”“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控制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张静庐写的回忆录里就讲过:他创办的上海联合书店,“总共出版不到三十几种新书,内中还有一部分是新闻学一类的冷门货”,但在1930年秋季,就收到了当局的查禁训令,有17种社会科学书被查禁。出版家赵家璧晚年也说:“仅一九三四年四月(维强按:应是2月)一次,上海被查禁的文艺书籍(维强按:以文艺书籍为主,也含有一些社会科学类的书籍)就多达一百四十九种。”1934年2月的这一次查禁,涉及25家出版机构,其中就有大江书铺。大江书铺印行的一大部分属于社会科学艺术类译著,被当局查禁的包括高尔基著、沈端先翻译的长篇小说《母亲》。书店的“产品”即图书,这个“产品”是花了成本才“制造”出来的,本来是要通过销售来赚回成本以及能够再获得利润。但现在被查禁了,不能出售了,回收成本以及再赢得利润也就没有了可能。这就使书店做了赔本的生意。这也是给大江书铺的图书编辑出版经营业务的“雪上加霜”。

大江书铺存在的时间大约是5年,终受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主要还是经营不善)关门歇业。书铺的全部资产包括存书一起都折价盘给了开明书店。陈望道先生出书眼光敏锐、学术涵养深湛、文化趣味好、组稿能力强大,但书店的发行销售经营理财没能跟得上。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里称陈望道是“粘滞性的学人,细密是很细密的,却缺少大刀阔斧的魄力。”又说“望道则属于持重这一型的人。……优柔寡断,脱不了罗亭型的性格。”曹聚仁说的陈望道这些性格上的特点,或者也可以间接地说明大江书铺的经营上的问题。出版业是文化和经济的合成体,图书策划和编辑人才、发行和经营人才相辅相成,才有可能茁壮成长而成参天大树,比如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晚年的陈望道先生。

笔者也算是全部看过了公开出版的陈望道先生的著述,但不记得望道先生说过自己是在柴房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也不记得望道先生说过自己翻译专心致志而误将墨汁当成红糖吃进去。这两个故事是叶永烈先生的书里讲出来的,但叶先生没有说明他的这两个故事的来源。笔者十五六年前写《太白之风:陈望道传》时曾想问问叶先生这两个故事的出处,惜未问成。当时想来日方长,不料叶先生就作古了。如今已是无从问起,思之怅然。

                                                   2021年4月7日,杭州西溪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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