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800册“浙江文丛”,延续汇聚文脉绵绵

全文艺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孙雯 摄影 伍姬颖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出版大厦2015房间,是“浙江文丛”的编辑室。

还是那间LOFT结构的办公室——约40平方米的底层,码放了5000册古籍,二层是几位编辑的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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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室,“浙江文丛”编辑出版中心

不过,与我三年前的探访相比,进门那块可以召开小型会议的区域,已经被书稿填满。

等候“浙江文丛”编辑室副主任路伟先生的几分钟,我还听见楼上的脚步响动,以及讨论书稿意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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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的底层全是资料和文稿

三年前,也是在这间办公室,我问如今已经是浙江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况正兵先生:“能不能说,这40平方米装下了1911年之前所有的浙江写作?”

“还不能,但这是我们的理想。”当时,他这样回答。

如今,理想在生长。

到2020年底,走过10年的“浙江文丛”将出满800册,第三期编撰计划也将启动,它的时间下限,也不止于1911年,会因名家著作的遗存而往后延长。

【《袁昶全集》背后,一个曲折的故事】

等路伟忙完,我们在一张书桌的一侧坐定。

“我是来听故事的。”

和多数普通的阅读者一样,站在这间将几千年的“浙江写作”汇聚又生发的办公室,只有故事,才能让我更好地理解编辑们是如何梳理植根于过去的文字,又构建着它在当下以及未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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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办公场景

路伟擅于“找书”,这在古籍出版界已经是一个传奇。凭借精准的检索手段,以及在工作中形成的“独门秘诀”,他往往能找到别人寻觅不得的书。“能找到中国95%-98%的古籍品种。”说到这一点,他很自豪。

而“浙江文丛”正在进行中的《袁昶全集》,却有着另外的故事。

袁昶是浙江桐庐人,清朝“庚子五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之一。

在杭州三台山八盘岭一带,原先有一个很大的袁昶墓,与于谦墓毗邻。后来,袁昶墓被迁到了南山公墓,与马一浮、黄宾虹的墓地为伴。

这一信息,是路伟从袁昶的曾孙袁继先先生处获知的,他曾经去南山公墓寻访过袁昶墓,但没有找到。

路伟与袁继先的相识,正是因为“浙江文丛”。

袁昶著作的大部分稿本在上海图书馆,而且全部被列为善本,大概有百来册。

上世纪的古籍整理,仍是“整理一部古书毁一部古书”的时代,因为整理者如果不把整部书抄出来,往往会直接在线装书上进行标点。现在,受益于数字技术的进步,可以拍照,再在打印件上操作,获得录入的底本。

但问题是——对于大部头的书而言,拍照打印的成本,令人难以承受。

上海图书馆复制善本收费不便宜,一拍至少50元。

一拍是多大?

路伟说,就是相机拍一下能拍到的区域。也就是说,摊开一本书,按一下快门,拍下左右两个半页——看似再简单不过的一个动作,就是50元的开销。

八千多页的《袁昶全集》,光打印费至少40万元。但对于“浙江文丛”而言,袁昶是一位不能不收录的浙江人。

“庚子五大臣”有三位是浙江人:徐用仪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许景澄的作品已经整理出版,袁昶的著作最多,难度也最大,因为他留下的大部分是稿本,除了字难认,其中还有很多涂改。但是,袁昶的日记写了30年,“几乎每天都写,这是他的功课,内容相当详细,涉及读书、治学、生活中的大小事,对于研究非常有价值。”路伟说,不能不收录的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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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的文稿

40万元的打印费如何解决?

路伟想了一个招。

他找到了袁昶的曾孙,生活在上海松江区的袁继先,请他帮忙与上海图书馆沟通,看是否能免费拿到原书的图片。

袁继先当然希望祖上的东西得到出版,但是否能拿到打印稿,他只能“先试试看”。

其实,在此前寻找整理者的时候,有人曾经说,除非你把这些东西影印出来,否则整理的条件不成熟。

事实也确实如此,首先没有人能自己掏出40万来买底本;其次,让整理者天天去图书馆“上班”,考虑到上海的通勤情况,任何人都吃不消。更何况,如果整理者甚至并非上海居民呢?

后来,通过袁继先的努力,上海图书馆将这八千页全部打印出来,装了好几箱子,交给袁继先,又由袁继先转交整理者。

这些古籍,年代久远,拍出的照片颜色偏暗,打印起来也自然费墨。

路伟开玩笑说:“上图大概打废了好几台打印机。”

如今,这八千页《袁昶全集》在山东大学年轻学者朱家英的手上进行整理,诗文已经整理完毕,日记也整理过半。三年时间,朱家英为此耗费了巨大精力,因为他身有教职,要备课、授课,时常工作到深夜,因此影响了健康。

路伟说,他为此也愧疚不已,觉得自己给整理者挖了一个巨大的坑,好在“虽然挖的坑很大,但是挖出来的土,未来就是一个人的高度。”

【“奇女子”黄媛介的诗集被发现】

袁昶的故事还没讲完,路伟接到了一个快递小哥打来的电话。

“毛奇龄的稿子来了!”

几分钟后,路伟返回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个顺丰快递的小盒子。

我接过来掂了一下,非常轻。

路伟马上打开,是一个U盘。

毛奇龄的某部著作,中国国家图书馆有收藏,可惜是残本。但这个U盘里装的是全本,路伟通过朋友从另外一家图书馆复制得来,可作为参考资料。

为什么要如此锲而不舍地寻找更好的底本?

路伟说:一是为了把书做好;二是为了帮作者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古籍整理的稿费不高,很多联系各方,包括低头求人的事情,路伟时常一并做了。

“我劳人逸。”这是路伟时常

说的一句话,“我辛苦点,别人就安逸点,在家买套书就可以看到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他的研究就会更加深入。理想的状态是学者著作的参考文献的版本是我们‘浙江文丛’”

为学术生态的改变出一点力,是“浙江文丛”的目标之一。

从目前来看,它正在慢慢实现这个目标,文丛除了实现了一些基本文献的精细化,还进一步披露了一些珍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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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室珍贵的资料

路伟举了黄媛介的例子。

黄媛介是一位清代闺塾师,闺塾师是当时专门为女性服务的家庭教师。她还是柳如是的闺密。

黄媛介是嘉兴人,路伟说,这位明清时代的奇女子,能书能画,在杭州西湖客居十年。

在纳入“浙江文丛”整理计划的文献中,就有新近发现的黄媛介诗集《湖上草》,巧合的是,柳如是也有一部诗集名为《湖上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她们是好姐妹。

黄媛介是一位相当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她曾在望湖楼附近摆了一个画摊,靠卖画养活自己和家庭,完全是家里的顶梁柱。《湖上草》就是在这一时期写就,当时她已经是四五十岁的年纪。

路伟说,《湖上草》的底本来自江西图书馆,有七十多首诗,是个孤本。这个本子,学者们都知道有,却没有人看到过,自然也无法进入研究的视野。

所以,“浙江文丛”收录的黄媛介集,比先前的《黄媛介集》整理本多了近百首诗,这对研究她个人以及整个时代的状况提供一种视角和细节的支撑。

【很多优秀的浙江人值得被记住】

出版大厦的五楼,有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一间会议室,这10年出版的“浙江文丛”占了一面墙。

在这里,我见到了况正兵和同为副总编辑的陈小林,他们都是伴随“浙江文丛”成长起来的优秀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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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会议室的书墙

在即将开启的第三期“浙江文丛”里,况正兵说,要补短板,拓新篇,表彰遗佚。

所谓补短板,是要把之前因为各种原因遗漏的大家全集全部做出来。

比如,龚自珍、陈亮、叶适……因为,他们代表着浙江思想脉络的主干。这些人的作品,之前也陆续有人整理,但是要做到更好,之前路伟就给出了一个词:另起炉灶。

为什么要另起炉灶?

“很多以前本子,即使名家整理,也会过时。所谓过时,主要是指他用的本子不够多,又受制于当时的条件,出现的错误也比较多。整理的理念也会过时。”

对此,路伟很有信心,在他看来,“只要努力,超越中华上古的老版本”。

拓新篇是指不局限于1911年这个时间界限。“1911年之后的也要整理,比如汤寿潜,是一位重要的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况正兵说,当然,“浙江文丛”收录的都是古典形式的著作,不会收现代白话文著作。

表彰遗佚的指向则是那些历史与现实中都不太有名,但著作非常多、价值不一般的古代浙江人。

比如晚清玉环女经学家戴礼——又是一位女性。

戴礼的作品,在她那个年代从来没有刊刻过,都是以稿本、抄本的状态存留。

“古代社会,女性写点闺秀诗词是很普通的事,但戴礼研究经学,这就比较少见。”况正兵认为,这样的女性,值得被历史记住。

在况正兵的计划里,三期“浙江文丛”会出300册。

“其实以浙江的体量而言,四期五期都可以做得出来。”10年,200多个人,800册,按况正兵的估算,这个数字甚至不能囊括三分之一的古代优秀浙江人,“浙江在南宋之后,文化发达,出版业也很发达。很明显的一个特点:一个小地方,会扎堆出现一堆人,比如海宁的袁花镇,查氏家族,三代中每一代都有文人,都有著作存世,而且量很大,这在浙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其背后的原因是经济发达、文化复苏,大家都有余力来做这些事情,留下的成果很多,也形成了积极向上的风气。”

“我”与古人,相互塑造】

十年前,“浙江文丛”的编辑团队中,都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

如今,他们中的很多人与这套丛书走过十年,并不断迎接着90后新人的加入。

编辑“浙江文丛”的过程,也是与古人打交道的过程。

那么,从文本中读到的那些古人的为人行事,是否也影响了这一群年轻人?

陈小林说,“浙江文丛”的《袁枚全集》与《屠隆全集》,是他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两本书。

他喜欢袁枚,“你说他轻佻也好,没有学问也好,但是这个人有意思。王阳明厉不厉害?肯定厉害,但是你尊敬他可以,就是喜欢不起来。包括李渔、张岱,他们都是比较强调个人兴趣,实现自我的作家。”

屠隆也是,作为“晚明奇士”的代表,这个人是一朵很作的“末世狂花”,他集萃了一个时代的特点。

“浙江文丛”编撰之初,作为编辑,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去组稿,于是,陈小林“收获”了袁枚与屠隆,并在工作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油然于心的共鸣。

况正兵记得当时初入团队时,那种难得的平静。

他常常加班到很晚,从20楼望向杭州大厦的灯红酒绿,再感受一下办公室的平静——“很奇妙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就觉得做事情就可以了,就很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那时,他整理《谭献集》,有一段时间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一个字一个字照着底本校对,那些瞬间成为特别的记忆。

在这些回望中,再来回答“古人对青年的影响”这一话题。

或许,路伟说的“潜移默化”最具有代表性。

准确而言,古人与今人,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我在做编辑的时候,实际也在塑造文本,通过塑造文本,表达我的某些倾向;当然文本对我,也是一种塑造。”

而这,也适用于正在投身于几千年的“浙江写作”的所有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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