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明探源,我们探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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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马黎

谈到中华文明,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中华五千年文明究竟只是个传说,还是真实的历史?中华文明到底有没有5000多年历史?证据在哪儿?

这是事关中华文明历史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寻找中国之始,困扰了中国学术界近百年。

从1921年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地质学家袁复礼首次发掘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到1926年“现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西华阴村的发掘,再到新世纪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及近些年的“考古中国”,都是对这一问题的不断探索。

这几年,我们经常提到“文明探源”这个关键词,它的实施主体,便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名“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这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如今,“中国”二字已逐渐清晰了起来。经过15年的努力,探源工程以考古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

探源工程作为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十一五”、“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在科技部立项,国家文物局作为组织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作为主要承担单位,中国社会考古学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的赵辉作为项目负责人,也是这个项目的首席专家。

近日,钱江晚报记者专访王巍,解读“文明探源”的基本款。

【距今5500年到3500年之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探源?

“考古学揭示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灿烂成就,让国人增强文化自信。探源工程做了15年,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我们的研究,中华5000多年文明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历史。” 王巍说。

古代文献中关于炎黄时代的记述有不少神话的色彩,属于古史传说,不能作为信史来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因此,及至上个世纪末,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学术界,大都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

王巍说,要搞清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依靠传世的古代文献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考古发掘来获得新的资料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来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的历史。

探什么源?

虽然我们叫它文明探源,但实际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明溯源的研究,而是一个对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

“我们不是要论述中华文明起源于哪一年,哪一个地方,而是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各区域文明之间如何互动,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为何最终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格局。”

而探源研究的时间段,集中在距今5500年到3500年之间。为何?这是社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到夏商王朝交替的时期。这2000年里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

王巍说,这是一项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的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项目,它所涉及的问题既广泛,又复杂。以下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促使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背景、原因和动力是什么?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格局?各区域文明化进程是如何的?相互之间发生过怎样的联系?中华文明有何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

及至上个世纪末,这些问题很少被学者集中精力开展研究。

为什么?

王巍说,历史学或考古学者的研究多是单枪匹马地进行,缺乏同学科内部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特别是缺乏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尤其在一些关系到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问题上,都拿不出具有科学依据,令人信服的观点。

比如,在夏王朝诞生前夜是否发生过大规模的气候变化?是否发生过古史传说中大的洪水?中国古代冶金术的起源和工艺技术发展过程是怎样的?铜、玉、盐等各类重要资源的获取、调配、掌控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等等。

“多数研究集中于对社会分层的分析,但是,对作为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自然环境的变迁,文明重要基础的生业、技术和生产组织状况及其与文明形成关系的研究,相当薄弱,这些都制约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2000年底,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之后,王巍等学者建议科技部继续支持开展文明起源的多学科综合研究,2002年正式立项,经过前期预研究,2004年-2005年正式开始第一阶段的研究。

【五千年前良渚并不孤独】

要拿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良渚当然要出场了。

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的四个重点遗址之一。

王巍说,我们选择了最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权力强化程度的四处都邑性遗址——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作为工作重点。在持续多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后,这些都邑性遗址均取得了重要成果,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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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东城门遗址发掘现场

其中,良渚遗址年代最早,距今5300年到4300年,“可以说,良渚遗址是我们直接回答中华文明是否有5000年的最重要的遗址。”王巍说,这些年一系列的发现,向我们完整揭示出一个新石器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申遗成功,也得到了国际认可,是我们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最重要的证据。

“我也想对发掘良渚古城,研究良渚文化,并且为申遗做过贡献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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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受良渚玉器上的“神徽”凝视。这个角度我们难得看到

当然, 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大地上,良渚并不孤独。

我们此前一直很困惑的关于如何定义“文明”的标准,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总结,中国考古学家最新归纳出中华文明的八大特征——

史前农业和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在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工具较之于此前有明显的改进,出现新的种类,导致生产效率提高,可以养活较多的人口,并使少部分人脱离劳动从事社会管理和原始宗教祭祀等活动成为可能。

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工艺技术进步明显,出现制作精致的手工业制品(如玉器、漆器和精致陶器等)。

人口增加,并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的倾向。出现面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最早的城市,在一些区域文明的中心地,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

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出现了埋葬贵族的大型墓葬和专门墓地,形成了以某些特殊的贵重器物来体现持有者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

社会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出现了为彰显王的权威,而动员大量劳动力兴建的巨型都邑性遗址、大型高等级建筑(宫殿或祭祀设施)。

在社会的基层,血缘关系仍然保留,人们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族邑。在首都和一些中心性城邑,形成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的城市。

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规模逐渐扩大,军事指挥权成为王权形成的重要途径。

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

怎么理解这八条?

良渚人说,看看我就知道了。

良渚文化的物质文化特征显示,从资源分配、经济分工、社会分化以及早期信仰体系的统一性等各方面综合考虑,这个阶段的社会复杂化程度无疑可以称为“文明”。世遗委员会的表述是这样的:通过大型土台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墓葬墓地差异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制度,使该遗址成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而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证实,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以上,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的总体特质,请记住这12个字: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

【集结近20个一级学科,这项工程世界罕见】

很多人以为探源工程只是一个考古学项目,实际上,这是一个由科技部立项的工程。

在王巍给我的名词解释中,有这么一条——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多所大学的70多个单位,近20个一级学科的4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研究古代文明的大型综合研究项目。

近20个一级学科。除了考古学之外,还有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科学测年、体质人类学、同位素分析、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遗传学、冶金史、古陶瓷、物质结构和化学成分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天文学、科技史、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大门类,这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在我国更是史无前例。

“项目实施之初,我们就确定了探源工程的宗旨:多学科有机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导致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发展道路及其特点。”

什么叫“多角度”?就是要从环境、生产力发展状况(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社会结构等多个角度来研究;“多层次”就是不仅要着眼于都邑遗址和高级贵族的状况,还要研究位于都邑附近的中小型聚落和社会中下层人们的生活;“全方位”就是要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多学科和新技术的加入,使得过去那些看上去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比如,通过对人和动物牙齿中锶(Sr)同位素的研究,可以判断出他们是否是“本地”的,还是从外地迁徙而来;化学成分的分析,让我们知道人们的主食是小米、大米,还是小麦?对了,不同地方的人,同一个地方不同阶层的人,摄入的肉食比例也不同;科学高精度的测年技术,可以让我们知道遗址存在的年代;研究环境,可以看到当时的环境和文明的关系,大禹治水是不是跟环境变化有关。举个熟悉的例子,良渚文明的衰落,就和环境变化有重要的关系,地下水位上升,稻田变成沼泽,良渚文化在即将结束时,水稻种植面积大量减少,导致社会的崩溃,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再说一个关于天文学的故事。

在陶寺城址早期的大墓中,随葬近百件随葬品,其中有表明身份的陶鼓、石磬、龙盘和标志军事权力的玉石钺。都邑最为兴盛时期的大墓中,六件玉石钺沿墓壁成一排摆放,应是为了彰显统治者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具。在这座大墓的旁边,发现了一座半圆形,由外向内逐渐升高的坛状遗迹,内层的夯筑围墙上特意留出20道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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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M3016出土龙盘

经过一年的模拟观测,天文学家发现,这些缝隙是根据太阳从位于遗址以东的塔儿山上升起,阳光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到人工夯筑的圆心点来观测天象,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的观象台,这与《尚书·尧典》尧“观象授时”的记载恰相吻合。该观象台同大型墓葬位于同一区域,周围用围墙环绕,成为一个神秘的空间。可见,当时的观测应伴随着庄严、神秘的仪式,是统治者取得权威的重要途径之一。

石峁遗址南护墙8号石雕

“以前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大多独自进行,比如研究冶金的就是冶金史,研究环境的就是地理和气候变迁,没有将其与人和人类文化、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王巍说,他和赵辉教授特别强调要整合,使学科之间的研究都归纳到一个文明形成的主题上,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考古学是研究过去人们的生活,所有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靠考古学肯定不行,各个学科大展身手,联合攻关,才能让我们复原距今6000年来,5500年到3500年各地人们的居住环境,社会组织结构,宗教信仰,饮食生活等等。如果没有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很多方面就无从研究。”

探源工程最近十来年最新的发现表明,尽管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相对独立,但在古国时代的晚期,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

“我们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很多重大贡献,而且不断吸收其他先进文明的因素。”王巍说,比如源于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进入;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被我们加以改造和提升。比如冶铸技术,形成了具有我们自己特点的技术体系,这就是交流和学习借鉴的意义。

“知古鉴今,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传统,同时通过和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学习其他文明先进的因素,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为自己的文明和文化增加活力。”

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完成了四个阶段,2019年秋季,第五阶段启动。与此前不同的是,探源工程不再是在科技部单独立项的项目,而是作为一个大型的文化遗产价值认知保护传承项目的一部分进行实施。

王巍说,这一阶段,依然是多学科结合,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重点遗址开展工作,像良渚这样的遗址还有很多有待深入研究。

无论是理解现在的中国,还是未来的中国,都可以在古老的中国一路走来的轨迹中得到借鉴和启示。

【多知道一点】

除了“探源工程”,还有“考古中国”

浙江考古还要做哪些溯源

2016年底,国家文物局开始开展“考古中国”重大研究。

插播一条【小课堂】——

“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以良渚等遗址为重点,深入研究展现早期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以殷墟等遗址为重点,深化夏商周考古工作,揭示早期中国整体面貌;以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长江中上游文明进程、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为重点,推进区域文明化进程研究。实施良渚、殷墟、石峁、二里头、三星堆、秦始皇陵、景德镇御窑、圆明园等遗址展示提升工程,建成一批遗址博物馆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最新成果是什么呢?

2020年9月2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河北康保兴隆遗址等5项重要考古成果。

其中,钱报记者详细报道过的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上榜,年代距今8300-7800年,是中国沿海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考古发现食物储藏坑、露天烧火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区等,出土丰富的海生贝壳、渔猎动物骨骸和陶器、木器等人工制品,显示出浓厚的海洋文化特征,是中国海洋文化考古和海洋环境研究的重大突破。

8000年前的“宁波人”,吃的海鲜大餐比现在壕多了

其实,早在2016年2月,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会同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考古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初步形成“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十三五规划项目大纲《长江下游区域文明的演进和模式——从崧泽到良渚》”。

这个课题的学术目标,是以长江下游四省一市所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工作对象,以崧泽到良渚时期(4000BC-2300BC)为工作重点,打破行政区划,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长江下游史前区域文明的产生发展进程,分析把握长江下游区域文明的发展机制和限制,总结理解这一区域文明的模式及其特点。

方向明说,《长江下游区域文明的演进和模式——从崧泽到良渚》课题纳入“考古中国”,到2019年课题完善,将在年代与谱系、环境与资源、经济与技术、聚落与社会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进而归纳总结长江下游地区区域文明的特点和区域文明演进的模式,总结长江下游区域的文明模式及长江下游区域文明在多元一体中国文明总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为世界早期文明研究提供重要案例,丰富世界早期文明和国家形成理论。

以上这段话比较学术,没关系,我们有一个鲜活的故事可以讲,就是纳入这个课题的德清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

有关良渚古城的最新发现:制玉作坊群隐藏了什么秘密

中初鸣遗址出土条状玉料

而2019年6月,在浙江省社科联支持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斌组织下,省考古所向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申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系列研究项目。

2019年底,“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系列研究项目“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立项,共11项选题,分别为:《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越国考古》、《浙江汉六朝考古》、《吴越国考古》、《南宋考古》、《良渚古城与中华文明五千年》、《良渚玉器与中华文明》、《浙江新石器时代陶器》、《浙江新石器时代美术》、《浙江古代青瓷》,2021年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以专著形式完成。

(感谢方向明、王宁远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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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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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很多重大贡献,而且不断吸收其他先进文明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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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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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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