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谍战故事从杭州运河边出发,海飞新书《醒来》上演沪杭“双城记”

全文艺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汪佳佳

“我始终晓得,我们的人生,都曾经在照相馆里进出。时光十分陈旧,我们推开木门时的样子,像一场默片。”

9月14日下午3点,记者按照约好的时间与海飞碰面,与他聊聊他的新书——《醒来》。

继《麻雀》《惊蛰》之后,“海飞谍战世界”又迎来了新成员。《醒来》首发于《人民文学》,同时被《长篇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接连选载。目前,小说已被丝芭影视买下电视剧改编权,并启动项目的改编。

这一次,海飞选择了照相馆作为故事的主阵地。从杭州运河边出发,时光默片的背后,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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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里深藏的密码

构筑出照相馆里的谍战故事

“《醒来》这本书这本书前后写了快一年,其实写得很顺,写这么久是因为我一直在修改,总想让它变得更好。所以最后的结果我也是比较满意的。”海飞说。

故事开始于1941年的平安夜。在杭州运河边春光照相馆门口,照相馆的师傅李木胜被子弹洞穿。徒弟陈开来目睹了这一切,并接收到了师傅最后传出的讯号,从此肩负起李木胜的使命,代替师父被唤醒。他踏上了去上海的路,成为了一名中共谍战人员。

与此同时,借住照相馆楼上的金宝,被军统唤醒。投靠汪伪特工总部的汉奸杜黄桥,同时被汪伪特工总部唤醒。三方势力同时醒来,一场情报战就此发生。

最后,陈开来在共产党人苏门的引领下,见证了前赴后续的党员英勇献身,并最终真正成为一名合格、忠诚的地下工作者,直到上海迎来黎明,陈开来继续隐蔽身份,参与到上海市公安局的反特战斗中。

和海飞以往的谍战作品一样,《醒来》里充斥着特工与阴谋,也有爱情和泪水,同时也少不了情感挣扎与纠结。“小说的情节是要通过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彼此关系去推进的,所以写小说的人要明白,你是在替人物说话。”

“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在海飞的笔下,老谋深算、心狠手辣的毕忠良(《麻雀》人物,张鲁一饰演)是一个专一、爱老婆的好男人,而素来与师傅不睦的陈开来,却在师傅去世后毅然接过了师傅的使命。

这看似对比鲜明的情感挣扎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呈现,让人物更加多面与立体,也令读者无限唏嘘。

你完全可以相信,每张照片都深藏密码。看得懂的人一定会看懂。”这是《醒来》的题记,也是海飞选择照相馆作为故事背景的重要原因。

海飞说,他对这句话十分满意。这满意应该不止源于这句话表面的意思,更重要的,是潜藏在作者内心深处的那些“密码”在隐隐作祟。

在海飞的记忆中,也有许多由或黑白或彩色的照片串起的记忆。画面沉默,记忆却鲜明如昨。

比如,祖母八十岁大寿时拍下的清瘦照片,外公一家的黑白全家福,十四岁时和同学拍的两寸合照,十七岁当兵那年穿着军装留下来的青春记忆,等等。那些过去的时光,被定格在一张张照片里,帮助他回忆怀缅。

“我真愿意自己是一位民国年间的游方照相师,风尘仆仆,走过黑白的村庄和阡陌,拍下所有的人间冷暖。”海飞说。

《醒来》上演杭州上海“双城记”

概念来自于海飞的童年经历

“在那个遥远得恍若梦境的年份,杭州城一如此刻一样让我感到亲切。”海飞是浙江诸暨人,近十来年主要生活在杭州。于是,在《醒来》里,男主陈开来是从杭州出发,开始了自己的“双城记”。

“双城记”概念的出处,其实是海飞自己的童年经历。

海飞的母亲出生于上海,后来下放到诸暨。童年时的寒暑假,海飞都是在上海和外公外婆一起度过。在上海弄堂里,家人会给他穿上格子小西装,打扮成“小K”的模样,没有玩伴时便闷头在阁楼看书。回到诸暨,他带着小汽车、小手机等玩具,变身为村里的孩子头。

“我口袋里揣着一大把大白兔,分给大家,大家就都会听我的。”

上海弄堂和诸暨农村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海飞的心里形成一种巨大的冲击,也令他对上海这个回不去的母亲的故乡,产生了浓浓的好奇。

“小说中的夜行火车,我也坐过的,那样的记忆几乎充斥了我整个的童年,无数次的乘火车进入上海,让我对火车和铁轨有了疯狂的迷恋。铁轨边迷雾一样的信号灯,像一眼望不到头的未知的人生。这些信号灯,有着猩红猩绿猩桔黄的颜色,而车窗外飘雨飘雪……”

对上海的好奇与迷恋,成为海飞涉足谍战题材的起源。从《旗袍》《麻雀》《惊蛰》,到最近的《棋手》《琥珀》《唐山海》等作品,再到新书版的《醒来》以及他接下来将要创作的《苏州河》等作品,一个彼此关联、构架稳固的“海飞谍战世界”日益清晰。有些人物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串起关联与情节的线索。


做敬业的作家

享受“美好的孤独”

“是小说滋养了我,因为有小说创作的功底,所以我在做编剧的时候会更加得心应手。”

海飞说,每次自己的作品开机前,他都会写一封万字长信给剧组。在信里,他会提及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特点,服装的要求等,希望对剧组的拍摄有些帮助。

“因为电视剧和电影是一个综合艺术,需要很多创作者合力制作完成,所以我希望在自己在剧作这一块为它多加一点分。”海飞说,再过几年,这“万字长信”就可以单独出一本书了。

“我应该还算是一个敬业、勤勉和有自我要求的创作者。”这是海飞的自我总结。同时他也表示,剧作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工业化流程,以团队作战为主,靠着单枪匹马的努力会很难跟上节奏。

关于自己写作的事情,海飞一直没有跟父母细说。直到前几年他的小说被拍成电视剧并陆续开播,父亲才打来电话问:“电视上那个海飞是你吗?”海飞回答:“是我。”

作为一名职业作家,海飞每天的生活很规律。他晚上写作到凌晨3点至5点左右才去休息,因为“晚上写作效率比较高”。除非必要,海飞甚少出去应酬,同学和朋友的聚会也几乎不参加,成了社交圈里的“隐形人”。等飞机、坐飞机的几个小时,他也能用来写点东西。

新上映或播出的电影、电视剧,他会抽时间看开头几集,了解整个故事的走向,或是直接看“三分钟说电影”之类的短视频,保持对最新影视动态的了解。

海飞反复提起早些年写《旗袍》的时候,那是他刚刚接触影视剧不久,是一段他十分怀念的时光。

那时的他完全没有应酬,住在西溪湿地影视公司的小房间里,心无旁骛地写作,连吃饭等菜的时间都被用来看视频、翻书或构思情节。那时的WIFI还没有现在这般强大,有时要举着手机找信号。每天傍晚他会去附近散一圈步,安静地思考或是单纯放空,海飞觉得那是他生命中一段“美好的孤独”。

“被人遗忘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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